出品|凤凰网财经《封面》

主持人|陈琳

制片人|武辰

文|张雅欣

过去的五年，是奋斗的五年，也是辉煌的五年！

回望“十三五”，世界经济风云变幻，面对内外矛盾叠加的复杂局面，中国人民顶风破浪、攻坚克难，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生态文明、民生福祉的飞跃提升！

迈入“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凤凰网财经《封面》特别推出两会特辑，与多位专家、学者共话新时期的经济形式与社会发展，共同回顾疫情常态化下的经济发展，展望步入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未来。

“十四五”规划中提到，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高屋建瓴的重大战略部署究竟为何被提出？又会给“十四五”期间的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方向？

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他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不断地通过学习、模仿发展国内经济，但随着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这时候不得不积极调整自身，更多地思考如何通过国内的循环来弥补国际循环中出现的障碍。

在樊纲看来，中国拥有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把国内市场利用好了，仍然能够逐步地发展起来，因此提出了双循环的概念。”

樊纲同时指出，在“双循环”的背景下，要进一步明确内循环和外循环不同的重要程度。“大国经济永远是国内部分为主要部分，从经济发展动力的角度看，过去我们借助全球化，借助国际大循环加速了发展，而现在我们要加大国内的循环所起的作用。”

而面对当前科技领域遇到的“卡脖子”现象，樊纲则认为，“卡脖子”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真正创新的东西，是别人已经创新出来而我们只是在模仿。樊纲指出，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加大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也要统筹考虑。

“我们的举国体制是利用我们稀缺的重要资源，短期时间内把他们集中起来，实现了攻关。但是如果不是把稀有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而是把它分散掉了，可能哪个都不成功，就是现在的‘科技烂尾楼’。所以，需要统筹考虑，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怎么让劲儿使到一处，真正实现攻关。”

以下内容摘自凤凰网财经《封面》采访内容：

1、用“双循环”弥补国际循环障碍

《封面》：不少人在刚听到“双循环”尤其是“内循环”的时候会有某些误解甚至担忧，您对此怎么看？

樊纲：以前，我们说“国际大循环”，就是两头在外拉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个是技术在外，即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另一个是市场在外，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我们生产、组装了商品再卖给发达国家，赚了钱再去买发达国家的技术，这样循环起来带动我们的发展和技术进步。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需要学习、模仿，需要引进、吸收，所以“国际大循环”确实促进了我们经济的发展。但是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发展起来了。然后美国坐不住了，它要用国家的手段来打击我们的企业，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时候两头都出问题了，它的技术不卖了，然后那一头又不买你的商品了，不让你用它的市场，所以国际循环受阻，这时候不得不更多地思考国内的发展，通过国内的循环来弥补国际循环出现的障碍。比如补短板，要更多地自主创新，另一方面更多地开发自己的市场，中国有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如果把国内市场用好了，仍然能够逐步逐步地发展起来，因此就提出双循环的概念。

《封面》：为什么早期没提出“双循环”？

樊纲：早期确实没有必要自我创新，因为差得很远，还不如引进后好好地学习。而现在，很多产业我们已经接近了前沿或者已经到了前沿，这时候可以自己创新。我们过去做得不错，但是现在遇到了新的情况，我们必须赶快调整自己。

2、“内循环”比“外循环”更重要，但不会完全替代

《封面》：在新的双循环格局下，外循环和内循环对我们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樊纲：我们是大国经济，大国经济永远是国内部分是主要部分。比如以前我们老说出口依存度很高，但是出口依存度指数的分子分母的量纲是不一样的，分子是出国总额，分母是GDP增加值，是在产品当中的增加值部分。虽然出口依存度看起来蛮大，但其实GDP当中产品的增加值占的比重并不高，反而是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增加值占比多。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角度，确实过去我们借助全球化，借助国际大循环加速了发展，而现在，我们要加大国内的循环所起的作用。

这几年过来，我们更加认识到了开放对我们的意义，更加认识到了国外市场对我们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应该看到开放的重要性，建群的重要性，和别人的市场关系越深，大家关系越紧密，越可以使自身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商机，所以双循环不等于用内循环替代外循环，它是补上外循环的短板。包括我们加入RCEP，跟欧盟谈的投资协定，在谈的中日韩贸易协议，我们的进博会对很多国家降了关税，我们搞一带一路等等，都是使我们外循环更加充实。

真正的出路在哪儿？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接受的而且真正最后可以成为出路的你继续发展，通过双循环你再（发展），“十四五”期间得做好，我们高增长十年二十年，它那个时候遏制不住你了它会来跟你谈谈合作的事情了。

3、避免过度集中是全球化趋势

《封面》：您的书中讲到，尤其是新冠疫情下，美国新任总统上台之后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全球化了，这是否代表只能是适度甚至有限的全球化？

樊纲：我倒不认为它是适度和有限的，它是一种再全球化，或者是一种叫做区域化的全球化。

第一波疫情的时候武汉封城，那时候一些国家在说“去中国化”，这和美国的“去中国化”不一样。美国的“去中国化”完全是政治目的，其他一些国家则是“中国+1”，就是说在中国已有工厂的情况下，再建新的生产力不选在中国了，这样中国仍然是他们主要说我供应源，同时也有其他的供给源可以利用。

但因为各国现在还没有复产复工，所以这种趋势还没有显现出来，需求还是得跑到我们这里。

但从长远看，各国都会有这样的诉求，我们也有这样的诉求，我们的供应链也需要分散化，在国际上分散化，区域内部也需要分散化，这是一个普遍的诉求。

这种更加区域化的全球化，我觉得是全球化的2.0版。过去产业链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国家的情况现在可能更分散了，分散到各个区域里面。

4、中国的企业能往外走还是要往外走

《封面》：在新的国际循环中，我们一是选择伙伴的多元化，二要更关注亚洲区域？

樊纲：也是，也不是。我们同样可以参加其它区域的体系，到欧洲、北非、美洲、南美、北美都可以去，所以中国的企业不需要缩到亚太，亚太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要好好发展，同时我们也可以全球布局。

《封面》：能往外走还是往外走？

樊纲：还是往外走。现在大家都说全球化会不会倒退？我说全球化不会倒退，全球化会继续下去，因为全球化的原动力没有变。虽然西方政客反对中国反对全球化，可这些美国公司CEO不还是天天看着地球仪，在全世界布局。

现在我们发展中国家都支持全球化。大家通过中国的例子，通过印度的例子等等，看到了全球化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会，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并没有少，可能比以前更大了。

所以不要觉得全球化受阻了，我们仍然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布局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企业仍然立足全球的资源配置更好地发展自己。

《封面》：我们在双循环的格局下怎么更好地发展全球化？

樊纲：包括怎么利用好那些国家的法律、怎么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我一直讲我们是后发国家，后发国家就要发挥后发的优势，后发的优势说到底是学习。中国人善于学习，发挥这个最大的优势，让我们能够在国际上做得更好。

5、“卡脖子”的东西不是创新而是模仿，解决问题要统筹思考

《封面》：关于科技“卡脖子”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应该做些什么？

樊纲：一旦是“卡脖子”的东西就不是真正创新的东西了，而是别人已经搞出来了，只是你还不会做。原则上它不属于创新，它属于模仿。

这个问题有点像过去的进口替代，进口替代是我们不能做这个，我们花很多钱买，结果就产生了一个保护落后的问题和过度投资的问题，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护落后，它为了进口替代要保护这个产业，一开始不行的时候就保护，然后攻关又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无效的、反复的投资。

这时候你回想过去，我们的举国体制是利用我们稀缺的重要资源，短期时间内把他们集中起来，实现了攻关。但是如果不是把稀有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而是把它分散掉了，可能哪个都不成功，就是现在“科技烂尾楼”。

“卡脖子”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要内循环，要加大自主创新，同时也需要统筹考虑，特别是对各级地方政府，怎么让劲儿使到一处，真正实现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