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拿起一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书名和封面，本书名为《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文封面描述的是在广阔的农村田地里，农村妇女们在采摘和分拣棉花。那么我们也许会问：村里的男人们去哪儿了？这些妇女的孩子们在哪里？谁来组织她们采摘棉花？以什么方式来计算每人每天的工作量？

曾有作者以书名为纲撰写书评，分别以农村妇女的记忆、农村妇女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记忆三个方面阐述本书的主要内容。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看到，对农村妇女这一被双重边缘化的群体而言，作者将她们的生命故事作为研究的主要材料，同时也给她们在社会主义早期建设中的作用以正名。

一、从一则逸闻说起

在1949年前后的中国陕西，一户人家只有一个女人在家，每当有人走近这户人家、询问是否有人在家时，这个女人都会回答“家里没人”。所以，无论是来询问的人还是家里的女人，都默认这个问题是在询问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是否在家。这是妇女们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没有任何地位的生动表现。

集体化时期，当一个男人离开村子去其他地方寻找长期和报酬更高的工作时，家中的女人便成为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唯一支柱，她们必须在田间劳动以换取粮食，维持生计，“家里没人”这一现象又得以重现。

这两个时间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家里没人”，但区别之处在于，第一个时间为1949年以前，农村妇女被禁锢在家中，妇女自己或别人都不将她们视为“人”来看；第二个时间段，中央政府为农村妇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这也涉及到本书一个核心概念：农事女性化。

那么，这两个跨度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变迁才使得妇女有如此之改变？农村妇女记忆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它们与国家书写的历史是否一致？贺萧通过对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史，为我们揭开农村社会主义的真实历史图景。

二、主要内容

导言部分，作者指出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研究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城市史，忽视对农村妇女历史的记述。土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时期，农村女性都是积极地参加，但她们的声音却从未被提及，作者重在分析“她们如何回应这些国家运动，她们的日常生活在多大程度上受到50年代政策的影响”（第7页）。对于本书的研究计划，贺萧也在此部分明确提出所要研究的问题，即从地方层面看，社会主义是什么？为了谁？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第11页），农村妇女的声音也就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本书第一章指出研究的“框架”。以下章节勾勒出妇女们一生所经历的各种身份：难民、领导、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模范、劳动者、叙述者，以农村女性生活史的视角来完成其社会性别的塑造，展现她们在国家运动期间的人生命运。作者通过对访谈地点的选择，指出了“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结论，“国家效应通过地方的关系和习俗得以实现，并被地方上的理解所固定”（第19页），这对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至关重要。档案资料中所记载的往往是被修订的历史，农村妇女口述的历史或她们的记忆常常带有社会性别的指向，常与官方记载相悖。

“难民”

“家里没人”。时间定位在1949年以前，这里讲述的是她们以各种身份在社会中流动的故事。她们童年时期作为穷人的孩子、难民、童养媳、或者农民，得不到任何保护。她们实际上并未被困于家庭，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逃荒、田间劳作（多数天足）、卖纱和布、躲避强盗的经历。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一开始并不认为共产党部队的到来跟之前的其他军队有什么区别。直到后来，社会变得稳定、有秩序，共产党的到来才被记忆为‘解放’”（第50页）。之后，党和国家使公共空间变得更安全，在这个空间里提倡、颂扬并最终需要妇女的劳动，农村妇女在男人离开农事后承担起了农业劳作，但她们在官方叙述中却少见踪影。

“寡妇”（或领导的美德）和“积极分子”

这两个身份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背景，前者角色主要讲述一个年轻的寡妇——曹竹香被组织招纳最终成为领导和劳模的故事。在这个例子中，作者主要探讨全国土地改革和互助组成立时期，本地妇女与来自城市的年轻妇女组织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德行也是妇女成为领导者的必备条件。后者侧重于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农村一些年纪较小的妇女被动员和塑造成为有文化和政治觉悟的典范，纷纷选择与封建婚姻家庭决裂。政府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且必须在所在地政府登记，由此国家效应进入到了家庭之中。

“农民”

这部分时间定位在50年代中期，谈论“妇女开始全职从事集体化农耕及其对妇女个人、家庭和农村集体带来的影响”（第13页）。本章节通过对曹竹香合作社的成功运作，表明妇女对农业合作化的成功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一时期，妇女们早期愉悦的社交活动让位于更实际的当务之急，她们必须参加农业劳作以换取工分，使她们的家庭不至于在年底欠公社的债。妇女被认为适合干各种各样的重活，但任何和机器有关的活却属于男人的职责范围，后者只有在耕种和收获的农忙时节才会回到地里。妇女的劳动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成就作出了贡献，包括使麦子、棉花、玉米的年产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农事呈现女性化的趋势。到后期，农民对集体化逐渐表现出普遍的不满，他们抱怨干部特权、谎称生病不上工、瞒着粮食不上交国家，女性的不满程度要远低于男性，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妇女才得以继续进行。

“接生员”和“母亲”

这两个身份最难界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段，作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50年到70年代。“接生员”相比于旧产婆具备了更科学的接生手段，培训新法接生员的运动是党和国家“使妇女的生育行为与地方关系网络和机构相脱离，在新的国家系统中对其进行重构”（第240页注释7），但经验丰富并在解放后受了点训练的旧产婆依旧在农村生育改革计划中起关键作用，孕妇通常选择在家接生。洗手、消毒、产前检查，新法接生在中国农村的传播也是不均衡的。另外，农村妇女还要承担“母亲”的角色，她们除了承担挣取工分的任务外，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做家务活，而家务活本身是不被纳入“工作”之中的。对于有工作的积极分子女性干部而言，她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开会”、做妇女工作，而不是陪伴她们年幼的孩子。这些孩子们大多被安置在托儿所，以避免因母亲在田间劳作而无法照看，但这样也导致了很多被狼咬伤或溺死事件的发生。最终，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女性不再承受生育过多所带来的痛苦，从而也减轻了为孩子做家务的重担。

“模范”和“劳动者”

这部分时间跨度是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前者通过三个植棉花能手的故事，论述了社会性别分工问题。党和国家突然发现植棉工作适合妇女，并认为她们双手灵巧且能够对细节一丝不苟（一直以来都更注重妇女对棉花的加工而不是种植），男人于是逐渐从棉花种植中抽身出来，进入到副业的生产当中去。另外，对于劳模形象的塑造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努力，以及国家需要。“劳动者”则讲述了在“大跃进”时期陕西农业发展的女性化趋势，而这种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中的作用并未在国家官方文件中有所记载，在男性忙于搞“大跃进”运动时，农业收割还是依赖于在农村中的女性，又因社会主义现代化重要的基础是农业，那么可以说农村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叙述者”

终章是从1996年至2006年所谓的访谈时间来看待的，着重讲述了她们“可怜”的处境。50年代到80年代，在国家物质进步的同时，道德逐渐在农村被经济化，不赡养老人、虐待老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也是的“可怜”一词成为她们讲述自身生命时常用的词汇。通过这本书，贺萧也是在呼吁对中国农村妇女的一种新的认识，她们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角色，国家、社会、地区、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其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并给予她们以安享晚年的照顾，这也是对为国家现代化付出过青春的一代人的尊重。

三、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作者对陕西农村妇女生活经历的访谈，那么口述资料的辨析与使用也就成了必不可少所要讨论的对象。

对于口述与文字之间的转换问题，当读者看到被作者裁剪后的口述文字资料时，脑中往往会浮现讲述者的画面，但却无法与真实的口述场景相契合，更何况本书中随处可见陕西方言。口述时有讲述者的感情，有故事的节奏、重点和声调，而这些都会在转换成文字的过程中遗失，能够真正体察到的只有访谈者本人了。贺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尽量将口述者的情绪，比如大哭、难过、高兴等，在文字上表现出来，这也可以反映农村妇女们对她们所经历的国家运动的一种态度。

口述或记忆的真实性也是书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即口述资料的历史价值问题。在导言部分，贺萧即给出了材料真实性的讨论，她认为：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它会在需要的时候被重新创造。更在随后的写作中指出，“村民们谈论解放的细节时，事件、记忆和事后的添枝加叶不再是分开独立的。故事的可靠性最后证明是虚幻的”（第81页），如此就需要档案等其他资料的证实或证伪来辨析口述资料，尤其是对于琐碎的生活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口述资料可以从微观层面展现丰富多彩的历史真相，以补充官方书写的不足。

另外，我们是否需要对被访者划定时间框架呢？贺萧曾做了两次不同的尝试。起初，她请被访者自由讲述时，几个妇女说：解放之后便是集体化，然后是大食堂。一些人认为大食堂解散后，土地就立即被分配给了家庭，另一些人则说1945年之后或者1971年。而我们知道大食堂是在1959年或1960年关闭的，直到1980年初才实行包产到户，那么其中的20年消失不见了，贺萧把这种现象称为“时间的褶皱”（第373页）。但是，当她给予其具体政策和社会安排问题的提示时，这些年又重新出现了。其实，时间框架对于被访者而言，能够帮助她们梳理记忆，更有效地获得记忆中的历史信息，就如同我们在采访时需要访谈提纲一样，虽有访谈者的个人意识的嫌疑，但为被访者也提供了清晰的记忆。

四、社会主义的地域性问题

本书选取了陕西省的四个村庄：渭南县B村、合阳县G村、南郑县T村、丹凤县Z村，其中B村和G村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秦岭以北，土壤肥沃；T村和Z村位于陕西南部，秦岭的南端，作物和气候更接近于四川北部地区。

它们在大小、男女比例、作物、社区规范、领导力，以及容易接近程度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比如B村具有关中棉花种植区的称呼，也诞生了像曹竹香一样的劳模，每户都挨在一起。G村位于关中东北部边缘地带，棉花种植方式、本土纺织、遍布各地的当地戏剧等都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交往模式。T村则盛产大米和茶叶，房舍散布在稻田和山路之间。Z村靠近河南，坐落在陕南东部边缘丹河和银花河汇聚的地方，是桐油、核桃、板栗和草药等山货的交易中心。

以B村和Z村为例，当地农村妇女们对于如何理解“大跃进”的记忆有所不同。在B村，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下，所访谈的妇女都能够说出运动时间的分类范畴，记忆很是生动形象，包括谈论解放前盗匪，谈论婚姻法运动的歌曲，谈论纺织，谈论育儿和大食堂，不会出现太大偏差。而Z村既不是劳模的家乡，也不像T村那样是个“发达”的地区，这里的妇女们将运动时间简单地记忆为“过了一两年，土地再分回到家庭，后来日子就好过了”（第373页）。这里作者指出这些差别是因为访谈方式的问题，但同时也表明不同地区在应对国家下发的政令时，地方具体实施的不同。

那么，在中国其他地区，是否也有不同于陕西农村妇女的其他模式呢？包括她们对待解放前的经历、土改、集体化、婚姻法、大跃进等宏观历史层面的运动的记忆。其实，无论是国家渗透理论，还是社会性别记忆的不同，“通过重新安排空间和重新校准时间，国家效应通过地方上的关系和习俗得以实现，并被地方上的理解所固定”（第19页），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也并非铁板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