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就是好的，这一信条广为许多经济学家和大多数政界和商界人士所信守。进一步深入的全球化倍受期待。因而凡有对该正统教义提出异议者，或被批评不懂得优劣均衡的逻辑，或被归为自利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然而如果全球化只是对参与其中的精英的利好而非是人们料想中的全民福利呢？

如果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所带来的利益已经大部分兑现了，而更深入的全球化带来的额外负担——失业，薪资下降，养老金以及人口的流失，只会令边际收益相形见绌呢？如果全球化市场广泛获利的条件是那种尚未存世且会为大多数人所反对的全球化的管理结构呢？如果最后结果不是那些全心全意拥抱全球化的国家从自由市场上获得最大收益而是那些有节制的全球化参与者呢？

达尼·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论证了上述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并非只是假想，它们描绘了世界真实的面目，而非那个只存在于经济学理论或者自由贸易主义者想象中的样子。

“超全球化议题”是企业团体和学术经济学家最钟爱的议题，罗德里克作为哈佛大学政治和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成功成为该议题最有影响力的评论者之一。罗德里克的第一本著作发表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抗议之前，在书中他为自己的理论奠定了基调。十年，亦既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重新装裱过的罗德里克的理论在“智能全球化”和“最大全球化”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凭借对史料，逻辑学和最新的经济数据的利用，他得以用简洁而有力的散文形式将微妙而严密的信息向所有读者传达。

罗德里克理论的基调是只有当开放的市场被政法机关赋予合法性、保证其资本的利益被高度共享之后，它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全球化的拥护者一向认为那些最富裕的国家正是那些在投资和贸易上最开放的国家。罗德里克进一步指出了那些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往往拥有最庞大的政府机关、最全面和高效的制度法规和最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罗德里克说道。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破坏——它重新规划了工作的场所和方式以及盈利的来源和模式。凡被称为“破坏”者，必将造成动荡，势必产生大量的赢家和输家。这种动荡，但凡可以保证动荡中竞争过程的公平公正、保证结果可以使社会广泛受益，社会便可容忍它，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那些拥有民主社会制度的国家。政府的职能便得以在这里体现：市场和政府，罗德里克指出，是“互补”的。

这一理论的证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全球化起步时期，当时对殖民地进行事实上控制的特许贸易公司，使用着他们自己制定的贸易条例。它自然也符合十九世纪的情况，全球商业的发展伴随着金本位制度几经浮沉。还有二战及二战结束后的时期，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下的一系列新协定，明确指出全球经济运行应当服从特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需求，而非相反。

有一种观念认为对商品和资金的跨国流通施加任何程度的限制都会导致贸易效率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在罗德里克看来，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才导致了全球化进程脱离了正轨。美国不仅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这一自由市场的空想理论，同时也因为一系列的合约、反常的财政状况以及各种虚有其表的产业政策的失败导致自己也必须践行这一理论。

罗德里克指出，这里面的讽刺在于，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全盛时期获得最大的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主动接受过这一理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培育，保护和扶助关键产业，使得他们能够拥有与外国企业一争高下的实力。他们严密地控制着资本的分配和跨境流通。并且公然地操控自身货币的价格，为进口货物设置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壁障。罗德里克怀疑难道真的会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如果按照华盛顿的规矩来进行贸易会对它们自己更有好处么。

在罗德里克看来，全球化不能为所有人服务这一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所有的国家执行同等的规则，由技术专家官员组成的某种形式的世界性的政府组织敲定和强制执行。然而现实是，大多数的国家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主权、自己职能分明的国家机构和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自主权。中国不愿意，印度不愿意，欧盟成员也不愿意，甚至他们现在发现，连美国都不愿意了。罗德里克说，在现实世界中，“超全球化”和国家主权及民主根本就没法相容。

罗德里克正在努力地试图完成他“全球资本3.0”的框架，详情就不在此赘述了。然而我可以介绍一下这本重要的著作想要传递的核心信息：对于为全球化正名这件事，我们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的进程。在大多数的国家，维护经济整体运作的任务仍旧繁重，经济虽已长足发展，但人民仍未分享胜利果实。在那之前，任何急功近利都只会导致政局动荡，终将给全球化抹黑。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专著《国富论》中提到“市场有多大，分工就有多细致”。全球化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张市场的范围，最终有望打破限制，实现最高效的终级分工。

现在罗德里克正试图给予斯密那有名的构想以补充，相信那位苏格兰学者也会同意：市场想要大，还得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