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让苏军高层刮目相看

9月底，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发起代号为“台风”的攻势。正当刘亚楼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时，传来命令：中国同志集中莫斯科，暂住《消息报》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回国。

十多名中国军队干部由苏军少校乔尔诺夫护送，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0月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然后通过党的交通站转回延安。不料，这条交通线已遭破坏，日伪军对边界封锁甚严，难以通过。

十几个人被困了一个多月后，经紧急联系，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先行回国。他是国民革命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只能另想办法。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先是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馆舍。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乔尔诺夫少校也无能为力了，要他们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自谋生路。于是，李天佑帮人养兔子，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长征途中失去一条腿的钟赤兵到剧院当卖票人。刘亚楼和卢冬生因为俄语好，参加苏联红军当了参谋。

1942年夏天开始的斯大林格勒会战，是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刘亚楼参加了这次残酷的交战，他的苏联名字叫萨莎，军衔少校。

严寒很快降临，刘亚楼向苏军指挥部建议：德军没有过冬准备，冻死冻伤不少，战斗力日渐衰弱，为利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

接下来的几次战斗，证明了这种战法的切实可行。苏军高层对他刮目相看，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但都被刘亚楼谢绝了。

1943年2月，持续6个多月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胜利结束。不久，经中共中央同意，苏军领导机关安排刘亚楼和卢冬生到苏联远东军区。1943年夏，刘亚楼来到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在军区机关见习，不久受命指导驻伯力郊区的第88步兵旅的工作。

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旅又名抗联教导旅。1940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日寇残酷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下，进入最艰苦的斗争阶段，部队锐减到一千人左右。1942年8月，抗联主力移到苏联远东边疆，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朝鲜人崔庸健（后曾任朝鲜国家副主席、委员长）任政委。当时，金日成任第一营（独立步兵营）大尉营长（后升少校）。

金日成不仅能讲流利的汉语，俄语也说得不错，作风稳健，刘亚楼和他自是惺惺相惜。

29小时夺天津，毛泽东命名“天津方式”

东北野战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又发起了平津战役。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是天津战役确定的总攻时间。

10时整，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命令：总攻开始！

随着信号弹腾空，在天津外围密密麻麻布满四层的上千门各式火炮吼叫开来，从各个方向对预定目标轰击。

天津战役是东野入关第一仗，“林罗刘”要打出个样子来看看，刘亚楼决心以炮扬威，把各纵队火炮全都集中上来。林彪同意此方案，说：在关外我们说要省些弹药，就是要用到时候，打天津也是给北平看，让傅作义心里有个数。

15日凌晨时分，接到西集群部队和东集群部队会师金汤桥的捷报，刘亚楼显得特别兴奋，说：这是个关键，标志着已打通了天津市区的东西走廊，把敌人拦腰斩为南北两部分，他们再无法做有效的战术联系了，接下来，就要啃骨头了！

天津战役发起前，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考虑用3天时间解决天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在谈判桌上得知，略带嘲讽地对林彪、聂荣臻说：恕我直言，莫说3天，30天也未必！天津嘛，你们最好不要打。林彪说：我看也许用不了3天，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就可和陈长捷见面。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平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3天内攻下天津，林彪限定刘亚楼48个小时拿下，刘亚楼挺直腰板，豪气冲天地表示：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

刘亚楼解释：辽沈战役攻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千门大炮，有坦克装甲部队，有34万钢铁战士，再加上我还有“秘密武器”，30个小时就可探囊取物！

林彪极其兴奋：那好噢，军中无戏言，立下军令状，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

信心十足的刘亚楼却狡黠地说：还是按3天上报，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

15日下午3时，天津战役结束，歼俘敌将级军官以下13万人。活捉陈长捷时，他正手拿话筒向北京的傅作义汇报最后的军情：“他们来了……”

整个战役实际连30个小时都没用，29个小时就使天津沐浴在红旗的海洋里。除中纺七厂因守敌负隅顽抗而不得不予以摧毁外，全市大多数工厂、学校、街道等城市建筑和诸项设施，都保持完好，创造了城市攻坚战的奇迹。

毛泽东接到攻克天津的电报后，高兴地说：华北的问题解决了一大半。他电令刘亚楼用汽车送陈长捷到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老上级邓宝珊说：快回北平告诉傅总司令，天津的滋味儿不好受，北平守不住，无论如何不要守了！

天津攻克翌日，毛泽东电令“林罗刘”：如傅作义拒不和谈而致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同日，林彪、罗荣桓具名给傅作义发函，声明到21日下午2时如拒绝起义，解放军将全面实行攻城。傅作义只好如期交出军队。汇聚了千百年伟大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北平不染战火，和平归来。

天津战役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和产生了另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20世纪50年代，总政组织编撰《星火燎原》丛书时，指名刘亚楼写回忆天津战役的文章。1964年3月，柬埔寨王国政府副首相、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朗诺将军来华访问，提出想了解和学习平津战役，毛泽东亲自指定刘亚楼负责介绍。

5后一页 >>

毛泽东踏雪视察空军司令部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空军在短时间内连挫美军，无疑更坚定了毛泽东打赢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信心。他对空军组建后的一系列工作甚表满意。

1952年2月14日，北京大雪初歇，红日悬空，毛泽东未打招呼，带着两大秘书胡乔木、叶子龙等人，突然踏雪来到空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急急上前迎接。当毛泽东在刘亚楼陪同下，视察未经准备也来不及作表面准备的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时，看到的是令他满意的真相：空军军风整饰，秩序井然，严肃紧张，精神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

毛泽东这天兴致很高，在作了不少由衷的褒奖后，和刘亚楼谈起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出现达成协议的迹象，嘱示：朝鲜战争时间估计不会长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打几个空战也是好的。

刘亚楼认真听着，琢磨着。毛泽东对打赢朝鲜战争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对空军的厚爱，在刘亚楼和空军将士心中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

2月15日，刘亚楼向军委送呈请示批准空军部队作战计划的报告，毛泽东当日批示：“刘亚楼同志，我同意这个计划，可即照此施行。”

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四五月间，美方继续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制造障碍，妄图把中方被俘人员押解至台湾，并企图再次发动进攻，使谈判陷入僵局。志愿军总部为此决定以打促谈。5月底，刘亚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制定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轮番出动10个歼击航空兵师到朝鲜前线作战。

6后一页 >>

为战斗英雄赵宝桐“保媒”

作为一名掌管几十万人马的大将军，刘亚楼不管有多少问题缠身，也不会失去与部队感情上的联系。他每年几乎都要用三分之一时间专门下部队视察。

1953年1月，空军后勤卫生部部长刘放检查志愿军空军参战部队卫生工作时，发现飞行员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疲劳现象，具体表现为食欲不振、睡眠不好、体重减轻、体质下降等。刘亚楼十分焦急，马上召开空军党委会研究此事，指出：保护不好飞行员的身体，这是犯罪！他提议给所有航空兵部队的空勤处都配备营养师，在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增建疗养院。会议还决定：从今往后，飞行员每年疗养1个月；平均每天保持不少于30分钟的体育锻炼时间；坚持营养第一兼顾口味的原则，给每个空勤灶配备营养护士，讲究营养和卫生。

一次，刘亚楼下唐山视察部队，听到几名地面干部议论，不该把空勤人员的伙食标准定得这么高。刘亚楼说：飞行员吃得好，完全是工作需要，他们要驾驶飞机上天，没有那么多热量吃不消啊；他们不但三餐伙食要好，还要吃水果、巧克力，这样的钱要舍得花。他还说了飞行员上天三次要掉一公斤肉的事，见地面干部不理解，便灵机一动，半推半拉地把他们请到飞机上，让他们也坐飞机试试。这几名地面干部坐着飞机环绕机场几圈后，吐得一塌糊涂，下飞机后到处宣传：飞行员吃得再好，我们也没有意见啦!

刘亚楼和参谋长王秉璋共同作过计算，修一个机场相当于用一辆大卡车拉的黄金，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60公斤）。他爱他的飞行员，常把王海、赵宝桐、张积慧、刘玉堤等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镶在办公桌玻璃下。每有客来，他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称赞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有一年夏天，他在青岛疗养院看到几位飞行员走路去游泳，立即下令停车，亲自接送他们去浴场。

抗美援朝中的空三师战斗英雄赵宝桐，在接受《人民日报》女记者金凤的采访中，彼此产生了感情。有人风言风语，有的说赵宝桐真合算，采访出个女朋友，有的说当了英雄想找什么媳妇都行。赵宝桐在这说三道四中，止步不前了。

刘亚楼知道后，趁到空三师检查工作之际，特地和他作了交谈，说：金凤同志在上海读交大时，思想进步，加入了党组织，后转入清华大学，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没毕业就到报社做了记者。这样的同志，政治可靠，又真心实意地热爱志愿军空军战斗英雄，我看……哈哈。赵宝桐听了有点吃惊，连说司令员你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啊。刘亚楼笑道：哈哈，我作过秘密调查，情况比你知道得还多。

赵宝桐感到司令员可以信赖，便拿出金凤寄给他的照片给他看。刘亚楼像相自家儿媳妇似的，接过照片看了又看，还翻过照片看反面，一行娟秀小字映入眼帘：“送给远方的桐，祝你身体好、学习好，永远和你在一起———金凤。”

刘亚楼递还照片，诚挚地说：别辜负了人家姑娘，谈下去吧。

赵宝桐大吐苦水：有些领导认为谈恋爱、交朋友影响飞行，影响战斗。

刘亚楼爽朗地说：哪来这么多影响，关键在自己嘛，何况谈恋爱还有促进作用嘛。

1953年空军召开英模代表大会时，金凤也刚好前来采访，她系了条洁白漂亮的围巾，更显娇美。刘亚楼看到她后，有意为她和赵宝桐“保媒”，在大大表扬一通赵宝桐的战斗事迹后，忽然大声问：赵宝桐同志，你和金凤同志谈得怎样了？赵宝桐没想到司令员会当众“撮合”，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刘亚楼却又笑指台下的金凤，对战斗英雄们说：这是《人民日报》的金凤同志，大家有什么事迹尽管对金凤同志讲，她可是我们自己家的记者。

一时掌声潮起。金凤不禁羞红了脸。这年8月，赵宝桐和金凤喜结良缘。

8910后一页 >>

制订中国空军建设的“兵法体系”

1955年9月27日，共和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隆重的授衔典礼，同时向元帅、将军颁发第一批勋章。刘亚楼成为首次授衔的55名上将之一。

开国之初，给数以万计的人民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

说到中央红军的主力王牌，红一军团红二师首当其冲。可恰恰红二师没出大将，而许多上将是当年刘亚楼的老部下。有人对红二师政委刘亚楼没入选大将表示遗憾，他淡然说：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已经够高了，战争年代多少同志连命都没了，我们能活下来，应该知足了。

虽然中央和军委对刘亚楼非常信任，对空军的工作几乎有求必应，但刘亚楼却不妄自尊大，主动提醒空军指战员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能滥用中央和军委的信任，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军情、国情，绝不能在空军里搞特殊。

有一次，空军党委办公室草拟文件下发师以上部队机关，抬头写了“各军区空军、各军、各师，并报军委”字样。刘亚楼发现后严肃指出：这样写是对军委的不尊重，是妄自尊大的表现，今后空军下达的文件如需要报军委，必须专门另写报告，决不可原封不动地“并报军委”。

刘亚楼对中央领导人，一向尊敬。他在空军立了个规矩，凡是上送给中央首长的材料，一律要求抄写大字，每张十六开纸只写13行，每行15个字，字迹要清晰、工整。

毛泽东正式提出“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这一指示后，刘亚楼亲自挂帅，担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他说：“编写我军自己的条令、教令、教程和教材，是有关军队建设的百年大计，要下决心‘投资’，一定要下狠心，抽调最有能力的干部，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抽下来，集中精力，利用两三年或三五年时间，把这项基本工程拿下来。”

他多次坐镇杭州空军疗养院，召集多个编写小组，连楼都不下，专心致志于该项工作。从1960年至1965年，历经五个春秋，编写出条令教材306本，包括6个使用层次、4个业务系统、34种专业和业务，产生了一整套“以我为主”、具有中国特色的蓝皮“典范令”系列，不仅成为空军的兵法体系，还使空军部队、院校、机关各行业工作有章可循，教学有本可依，全面完成了空军的“重大基本建设”任务。后来担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林虎中将无限深情地称：刘亚楼制定的很多东西，今天看仍然适用，一点也不过时。

毛泽东批评过刘亚楼，但更多的是表扬，在空军放手让他说了算，他对刘亚楼的信任基于两个字：放心。1957年11月，赴苏访问的刘亚楼和萧劲光联袂看望率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的毛泽东，毛泽东问道：萧劲光还晕船吗？刘亚楼还晕飞机吗？并风趣地当着众人的面说：空军司令晕机，海军司令晕船，这就是本人的干部政策！

910后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