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1587年—1641年），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徐霞客以其三十年来踽踽独行、驰骋万里，足迹踏遍当今中国19个省市区，著就六十余万字《徐霞客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一书，被当时学者称为“千古奇人”，被今人尊为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毛泽东同志读了《游记》也感慨地说：“我很想学徐霞客。”李先念同志曾题写“热爱祖国、献身科学、尊重实践”高度概括他伟大的一生。2011年，国务院确定《游记》开篇日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数百年来，徐霞客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全国乃至世界得到传承和发扬。

不朽的高士形象

在明末清初，人们用“高士”来形容徐霞客。徐氏家族为“南州高士”后裔，曾显赫于江南，但到他父亲这辈，已沉寂数代，父亲为他取“弘祖”之名，便是寄望他弘扬先祖“高士之风”，重振家族声望。

徐霞客受家风影响，志趣高雅。他早年与堂兄雷门交好，两人曾在小香山结庐读书、种竹植梅，其间徐霞客写下了日后广为传颂的“春随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的诗句，由此可以看出徐霞客的志洁行高、不随俗流。

徐霞客对花草植物的钟爱在《游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游湖北太和山，见神奇的榔梅，徐霞客流连忘返，“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怀”，反映出他在旅途中对奇花异木的珍爱，渴望带回家乡种植的美好愿望。可以说，徐霞客确实有郦道元之志、陶渊明之雅。

十六世纪中后期的明朝，随着阉党作乱、朝纲腐败，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在程朱理学的窠臼中皓首穷经。受东林党人“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观念的影响，徐霞客没有走科举仕途。母亲王孺人更是教导他“志在四方，男人事也”，青年徐霞客就树立了“朝碧海而暮苍梧”，穷尽祖国河山的壮志。他22岁开始首游，39岁结识大儒陈继儒，陈继儒听他说起多年的远游经历，送他“霞客”的雅号，赞他“志在烟霞”，是“餐霞饮露之人”。此号深得弘祖喜爱，从此他自称“江左霞客”，开始以号行于世。在母亲离世后，徐霞客开启了万里遐征。

徐霞客在旅途中三次遇盗、四次绝粮，遭遇挚友病故、仆人席卷行囊潜逃等变故，但依旧跋山涉水，进行科学考察，这是何等的坚定与勇气。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这样评价徐霞客以及《游记》：“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

徐霞客崇尚品节，历来把“名节操守”放在首位。他虽然交友广泛，却厌恶冠盖争逐之交，其友人大多是在朝以清正闻名、在野以高洁著称的贤人志士。黄道周是徐霞客最崇拜的一位朋友，为追寻这位大师，他数度到达福建漳州，“走万里而谒之穷山”，终于得以探访。后黄道周因遭诬陷入狱，其时，徐霞客由于长途跋涉已瘫痪在床，听闻黄道周的遭遇后，命长子带上棉衣去京师探监，听儿子回来报告黄道周在狱中的磨难，徐霞客竟“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情其义，感人肺腑。黄道周同样重情重义，出狱后，闻徐霞客为他郁愤而亡，亲自来到徐霞客墓前凭吊，并称徐霞客是自己“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

徐霞客虽钟情山水，浪迹天涯，不过问政治，但他对东林党人的爱国热情深表钦佩，与东林党领袖文震孟、高攀龙、缪昌期等都建立了深厚感情。徐霞客佩服缪昌期的光明磊落，在缪昌期遭诬陷打入狱中后，徐霞客不顾受牵连的危险，依然为儿子徐屺操办婚事，迎娶“罪臣”缪昌期的孙女。这既说明徐霞客与缪昌期之间的深厚感情，更证明了徐霞客交友崇尚气节、“生死不易”的可贵品质。

伟大的科考精神

徐霞客的旅游不同于我们今天常人的旅游，今天旅游者往往以休闲观光为目的，徐霞客则寄情山水，以科考探究为目的。他为探索祖国山水的奥秘，不计行程、不避寒暑、不惮虎狼、不畏艰险。清代学者杨名时在《游记》的序言中写道：“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徐霞客白天旅游考察，夜间则“就破壁枯树下，即燃脂拾穗记之”。

《游记》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是一部地理学著作，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游记》读来不像出自十七世纪的作者，而更像一位二十世纪野外工作者的考察记录。近代杰出地理学家丁文江对徐霞客推崇备至，称“爱其文字，或惊其游迹”，并为徐霞客编写家谱。

《游记》生动描写了岩溶地貌（见本期“开物东方”栏目）和丹霞地貌。徐霞客对福建武夷山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对九曲溪两侧典型发育的“青紫万状”“霞翎朱顶”的丹霞地貌单斜山、断块山、柱状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留下了斑斓丰富的记载，对武夷山丹霞地貌的研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尚书·禹贡》称岷江或嘉陵江为长江的上源，可徐霞客想黄河发源于昆仑山的星宿海，“入河之水，为省五”，且“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之三之一”，而“入江之水，为省十一”，且长江江面宽阔，流量巨大，按照他“水必有源，而源必有远近大小不同”的理论，徐霞客产生了“江源短而河源长”的疑问。为了寻找这个答案，年已半百的徐霞客辞别家园，西行万里，“北历三秦，南极五岭，西出石门金沙”，历经四年的艰苦考察，写成《溯江纪源》《盘江考》，以科学的论据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否定了《尚书·禹贡》以来流行一千多年的“岷山导江”的旧说，再次体现了徐霞客不顾一切困难求真求知的伟大科考精神。

杰出的文化使者

徐霞客不仅在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同样让人敬佩。徐霞客的足迹踏遍西南地区，在那里他接触了瑶、壮、苗、彝、布依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与当地少数民族百姓结下了深厚感情。丽江土司木增、永昌闪太史兄弟都给予他很多帮助，少数民族兄弟为他做向导，甚至教他民族语言。

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都留下了徐霞客的足迹，其中以云南最为显著。他在云南游历630多天，《滇游日记》达25万字，约占《游记》全书的四成。这一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早已指出：“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鲜明，尤为有资考证。”

徐霞客这位热心的文化使者，在西南地区积极传播中原文化。他给丽江土司木增的第四个儿子做私塾老师，对其习作“挑灯评文”，写下范文《雅颂各得其所》指导他写作。徐霞客对云南文化发展最大的贡献是编修《鸡足山志》，他历时三月，创稿四卷，最终完成。原稿后来虽然遗失，但《鸡山志目》《鸡山志略》（一、二）保存了下来，为后来的续写工作奠定了基础。徐霞客远游西南，最终因足疾难以行走时，木增不顾山高路远，派数名壮士抬轿把徐霞客送到长江边的湖北黄冈，徐霞客得以乘舟而回，木徐交往也成为一段美谈。

很多人都知道徐霞客以及他的《游记》，却少有人知道徐霞客的“晴山堂石刻”。清代学者张之纯这样评价“晴山堂石刻”：“三百年来，拓本流传，人争宝贵，更阅数世，知必与唐碑宋碣并重矣。”

徐霞客对书画素来有浓厚的兴趣。家族世代相传的藏品、自己与明代江南文人雅士交往所得的书画，加上游历途中搜集的金石，形成了徐霞客别具一格的书画收藏。在母亲八十大寿时，徐霞客择收藏中之精品，命江南能工巧匠刻录，存放于徐氏宗祠。石刻几经动荡和毁损，现仅存76块石刻和2块晴山堂叙略木刻，其中诗文和墓铭95篇，涉及作者84位。最终，经地方政府和有识之士的保护，石刻安放在晴山堂的四周墙面，故称“晴山堂石刻”，地方文化工作者又将石刻拓成《晴山堂法帖》。

“晴山堂石刻”作者中有状元八人、进士五十五人，既有元代大画家倪瓒，也有当朝大学士杨荣、李东阳、顾鼎臣等十一人，明初书法家“三宋”“二沈”中有宋广、宋克和沈度三位，明代中期书法四大家“文、祝、王、徐”中有文征明、祝允明两位，明晚期书法四大家“董、米、邢、张”中有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三位。石刻基本云集了明代书法大家和文化精英，其价值自可“与唐碑宋碣并重”。

可以说，“晴山堂石刻”是徐霞客除《游记》外，给后世留下的又一文化瑰宝，是徐霞客人生的又一大作。“晴山堂石刻”和《徐霞客游记》已成为徐霞客故居最为耀眼的文化遗产。

徐霞客一生，早年遍观群书，后来足迹遍布全国大半地区，履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立世之道。他那清梅般的人文品格和“探人所未知、达人所未达”的探究精神，必将推动我们民族创造出更加优秀灿烂的文化。（周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