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

剧本浸透着夏公的心血

1961年6月，《暴风骤雨》新侨会议上放映，反映比较良好，厂里好像奖励我似的，让我带着家属到北戴河疗养。我带了一摞书去看，看了大量“五四”以来的优秀作品。最后，我感觉柔石的《二月》可以拍成电影。

回京后，我征求了电影局副局长陈荒煤的意见，开始着手改编《二月》。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主人公萧涧秋所处的大革命时代，但对此并不陌生，主人公身上就有我长兄的影子，我长兄交往的朋友中也有萧涧秋似的人物，因此萧涧秋的思想情感很能打动我。女主人公陶岚的形象，我也能从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的身上找到感觉。抗日战争时期，我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接触到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他们的气质和精神也和萧涧秋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有共同之处。另外，小说里写的江南水乡小镇的风土人情，常常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家乡淮阴，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许多时光。基于以上的诸多因素，我才决定拍摄此片。

1962年2月，电影剧本完成。厂里看了剧本同意拍摄，开始挑演员。我一开始就认为孙道临是扮演萧涧秋的最佳人选，他身上浓浓的文人气质，略带忧郁的眼神，平静的外表下潜藏着巨大的激情，与萧涧秋非常神似，而且他对那个时代比较熟悉。他比我大4岁，那时在北京上大学。他来演的时候已经42岁了，但是显得很年轻。女主角陶岚用谢芳，她刚演过崔嵬导演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轰动一时，观众对片中那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林道静印象深刻。其他演员我干脆都从上海找，像高博(饰陶慕侃)、上官云珠(饰文嫂)，甚至很老的演员范雪朋(演陶母)。因为我们北影剧团拍这些三十年代的戏有些困难，而上海的一些老演员都经历过那段生活。《早春二月》的成本最多也超不过50万，所有演员都没有筹劳，只是一点生活补贴。

这时，谢芳还是武汉歌剧院的演员，厂里把她调到北影演员剧团。当时谢芳刚生过孩子，有点消瘦，厂里先让她到北戴河疗养。这是1962年夏天。正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也在北戴河，碰到谢芳，问她怎么到这儿来了?谢芳说了原由。夏衍却说：你刚演完《青春之歌》，这个戏大家反映还不错，你以后接电影要看本子，不能随便接任务。谢芳一听有点紧张，就说这个本子我手里有，请夏部长看看。夏衍看了剧本表示本子还不错，你演这个角色也还可以。

1962年8月，我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写出了第2稿。不久，夏衍和荒煤来北影，与厂领导、摄制组主创人员座谈。夏衍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主要是要求把“时代的背景表现出来”，并强调“只要忠实于当时的时代，人物可以比原作写得高些。”“剧本结尾，萧涧秋的出走，是按原作那样写的。但是如果把陶岚丢下，就显得萧很薄情，两人一起出奔又太落套。如何处理，需要研究，她的出走应该比萧更大胆。对她应有交待。”

1962年11月，我完成了分镜头本。25日，我把分镜头剧本送给夏衍，并附上一封信，希望他在本上批改，如果没有时间面谈，请他将看过的剧本交给我，以便于根据他的“批语”再修改。几天后，夏衍把分镜头本退了回来，并写了一封短信：“剧本已匆匆看过，比文学本有了显著的进展，结构，节奏都很好，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拍成一部好片子。”

夏衍看得很仔细，有143处修改，而分镜头本才474个镜头，连标点符号错了的，字打错的，词不顺的他都纠正。他在我拍摄中间提出几个建议，一个是时代背景一定要展示好，拍出那个年代的氛围；再一个他加了一段台词，就是萧涧秋在弹钢琴时说的一段话：“那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这段台词要我写我还真写不出来，没有这个经历。

1962年12月，我又写出了分镜头剧本的第2稿。夏衍向摄制组要了剧本。当时北影已经决定把《二月》列为1963年的重点影片，厂长汪洋提出，一定要“精雕细刻”。不久，夏衍把修改过的分镜头本转交我，并附了一个条：“铁骊同志：这两天实在分不出时间。今晨抽空打了两个‘补丁’，不知妥否?这部片子，估计可能在香港及东南亚上映。为此，字幕上不要把‘萧’涧秋写成‘肖’涧秋。还有，这部片子的片名，我意还是改了《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一些，不知妥否?”

实际上，柔石写“二月”也是春寒的意思，而且《早春二月》听起来也好听，有一种季节的美感。含义是：春天是要来到了，但是春寒仍未尽，比喻中国大的社会时代。我一看，立刻给夏公回信，说这个名字起的很好，马上就改。

拍《早春二月》时，我的工资是一二百块钱。但是《早春二月》的剧本有一些稿费，好像是八百块钱。那时，我住在西交民巷，正好没有沙发，买了一套旧沙发，花了三百块钱。此外，我在四川饭店请夏衍还有我们厂领导一起吃了一顿，花了将近一百块钱，那一桌蛮讲究的，夏衍吃不动，但是他爱吃一点新鲜的。他没有架子。

上官云珠悟性很高

1963年3月，我们先到苏州拍外景。在街道上拍摄时，街道两侧的墙上、屋顶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我们只好请公安局、交通局来维持秩序，来了好多警察。有时人群超前涌，他们就用水龙头滋一下，也不伤到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成了重罪，说我拍电影让警察用水龙头对付群众，这是外国的反动政府对游行示威的人民采取的手段。

拍了三个月，老伴给我来信说：现在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次号召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下，我犯愁了。后来我想，厂里并没有让我停，我还是坚决拍下去。

《早春二月》是我第一次同期录音。同期录音，拍的条数就要多一点，消耗胶片多一点。要掌握好话筒，话筒的影子进来就不能用了。话筒的杆子要靠着人物上空，在画面外。有时候弄不好，人物站起来的时候，跟没跟好就人了画面。录音师希望他的话筒离发音处非常近，但是摄影师希望离画面远一点，往往有这个矛盾，就要重拍。因为同时录音，机器外面有防音罩，挺笨重的。那时设备比较落后，实际上还是延着过去制作电影的习惯，同期录音的多，配音的少。后来认为同期录音胶片的消耗量大，难度大，拍摄进度也慢，就改成配音了。反正也不增加成本，演完戏以后，演员留下来配音。

南方大部分外景是在苏州拍的，包括船，码头，船走了以后，有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致，那是特意设置的。我有一个构思，是受到中国传统戏的影响：文嫂死了以后，她的邻居来教员办公室向萧涧秋报信。现场人很多，萧涧秋要掩饰自己对这件事的情感，因为有谣言传他跟文嫂有暧昧关系。他正在批卷，听到消息后他把卷纸整好，将笔插进笔筒的时候手有点抖，《十五贯》中况钟批卷时用手抖表现内心的激动。这个就符合夏衍所反对的“直露多粗”。我也学习我们国家第一代、第二代导演的一些东西。不过，我受苏联电影的影响比较大。后来我渐渐看到其他国家的电影，感觉苏联电影画面过于唯美，不如别人的活泼，接受起来比较快。

《早春二月》的成本最多也超不过50万，演员都没有筹劳，只有一点生活补贴。这些演员，我们配合得很好。他们都有一定的水平，与上官云珠合作也很好。她说你让我写人物自传什么的我不会写，反正你只要告诉我，我就给你演出来。这个人的悟性很高，所以她很有成就。你只要告诉她规定情节，她马上就做出来，达到要求，她理解那个气氛。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镜头，大全景，文嫂的小孩死了。死了以后，她整理衣服，那个情绪、动作的节奏很准确。这个是你去教演员你都不知道怎么教。上官云珠以前演这种角色很少，但这次她喜欢这个剧本。文嫂和萧剑秋第一次见面，他问：这是李志浩(文嫂的丈夫)家吗?她说你找他干嘛?他说我是他的老同学。她听了不说话了，因为她不好说了，头就低下来，这个情绪准确极了。后来有些人讲：文嫂是不是年岁大了一点?我跟他们看法不同。我说正好年岁大一点，这样子，跟萧涧秋关系的处理就好一点。倘若一个陶岚一个文嫂都那么年轻，不又成了三角恋了吗?

我的记忆力很好，到棚里，到现场拍摄，我是不拿本子的，台词场景我都记得。我拍《早春二月》主要从思想、内涵、哲理、欣赏着手，并不是说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主要从哲理出发。因为当时青年人包括柔石自己，主要的抱负就是要投向什么地方，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家庭婚姻在他的生活中是次要的。找出路，包括大家族的子女，地主家庭的，或者有钱的家庭的子女，受进步思想影响，也出来参加革命，到延安的也有。

《早春二月》的作者是我们的革命烈士。我原来想，萧涧秋对文嫂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后来破灭了。在电影中我增加了一个小角色——王福生，农村的小学生，他父亲是砍柴的。为什么加这个角色呢?就是萧涧秋在徘徊中途的时候，想到芙蓉镇躲开时事的烦扰，静下心来从事教育，能够对时局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或者对自己有一点益处。后来，王福生的失学给他一个打击。这一笔是我加的。他到芙蓉镇并不是想躲避一切，他找老朋友陶慕侃暂时栖身，也有他的目的。最后，他离开的时候在信中说：受两个打击，一个是文嫂的自杀，一个是王福生的失学。这两个问题他解决不了。

周扬的脸拉得很长

《早春二月》外景拍摄，是边拍边送回厂洗印。厂里看了样片相当兴奋。在拍摄当中，夏衍和荒煤也一直很关心，多次到厂里看样片，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觉得时代背景和时代气氛交代得不够清楚。我根据这些意见进行补拍修改，增加了萧涧秋和李志浩是师范大学同学，两人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为萧涧秋同情文嫂增加理由，又让萧涧秋苦闷时看一些上海的报章杂志，如《语丝》、《新青年》，这样，他走向何方，可能更清楚些。

1963年10月影片制作完成，厂里审查认为很好。11月1日，夏衍和荒煤陪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中国作协副主席张光年等人来北影厂，一起审看了《早春二月》的完成样片。为什么在北影厂看呢?因为看的是双片，别的地方没有放映双片的机器。声带是磁带，一边放录音磁带，一边放画面，还没有合成转成胶片。胶片印成以后旁边有一道曲曲折折的东西就是声带——光谱声带。影片审看后大家坐到会议室，张光年最先讲话，他说这个片子不错，有那个时候的时代感。像我们这些人都经历过那个时代。接着茅盾发言，肯定和赞扬了影片，并提到那一时期他也曾有过类似的苦闷和彷徨。夏衍，荒煤等于是主人，样片他们之前都看过，不说话光听意见。到这里，我以为可以顺利通过了，心里暗暗高兴。

最后周扬发言，他的脸拉得很长，一开口就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但语气很缓和。他说：改编一点“五四”以来的作品，他也不反对，“但是要挑选得适当，而且应有所批判”。柔石“那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现在有些情节原样出现，“看了就很不舒服。”他还说：萧涧秋要和文嫂结婚，这“是一种武训精神”，这种精神不值得表扬。“这是一种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资产阶级自我牺牲，自我摧残的悲剧，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并指出柔石的“这个作品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再版，而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应该批判的。”

周扬的一番话使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在场的人谁也不能再说什么。那个时候“人道主义”是很大的一个帽子，跟“阶级斗争”顶着干了。这个意见当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的，这个看得高啊！

后来，茅盾打破了沉默，他说是否可以改一改?把后面结尾改一改。周扬听了说，沈部长说改嘛，就改吧。这个会就不欢而散了。后来，茅盾还真写了一封信给夏衍，转给我们北影厂，建议从哪里改怎么改。事已至此，夏衍有些恼火，情绪不高。荒煤开始努力，希望能够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修改。1963年11月12日，荒煤召集我们在影协连夜开会，讨论如何按周扬的意见修改。此后，又于16日，20日接连开了两次会，讨论影片的修改问题。荒煤希望“小修改”能解决问题，并要摄制组“积极主动地去改”，在“精神。情绪上不要消极应付”，“观点要明确一些，积极一些。”

改我也是违心的，但是不改也不行呀。我知道改也解决不了周扬提出的根本性的批评意见。我曾经想加旁白来批判，也不妥呀。当时我真有点受打击。大约十天后，我交出了一个修改方案，马上就补拍了几天，主要补拍谢芳的戏。正在补拍时，忽然厂里通知我，说接到部里通知，《早春二月》一个镜头也不要改。我猛一听想：这是什么意思?能肯定?那不可能；再想想，大事不好，不祥之兆啊！

我发着高烧做了检查

1964年8月18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送上“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提出两部影片只在北京，上海等八个大城市放映和批判。不久，康生口头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康生还批判《早春二月》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大毒草”。一个镜头也不要改，合成声音印拷贝，拿出去批判。不但要在大城市放映，中小城市也要放映，尤其各个大学看过以后要讨论的。所谓讨论就是批判。放映是为了树靶子，明摆着让你去看就是为了批判。

不久，文艺界全面开展了长达八个多月的“文艺整风”运动。电影界首当其冲，公开放映并批判了《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一大批影片，《早春二月》先后在全国57个城市放映。同时，从文化部到各个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以及主创人员也都遭到批判， 电影界还揪出了一条文艺黑线“夏(衍)陈(荒煤)修正主义路线”。1965年4月，文化部整风结束，夏衍、陈荒煤被调离。1965年6月，汪洋被撤去厂长职务，到山西长治参加“四清”运动。接踵而来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生被打成“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下的四条汉子”，我也成了执行这条黑线的“黑干将”，《早春二月》自然也就成了“黑标本”。而那个经夏衍亲手批改过的分镜头剧本，则成为他推行文艺黑线的“铁证”。

我有一个感觉，《早春二月》毛主席要真正看了，不一定要批判。

有些人去看以为里面一定有像美国电影中黄色的内容，后来我听到一个当笑话讲的事：父亲带着儿子去看影片，看了以后教育儿子说：你看看，这也是一种雷锋精神！说萧涧秋是雷锋，哈哈！

大部分人看过以后，都说电影很好看，修正主义在哪呢?找不着。许多人很奇怪，在私下里议论这有什么问题呀?后来我悟到一点：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强调工农兵形象占领银幕吗?都是英雄人物啊，革命烈士啊！突然来个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为主角的电影，而当时观众很少能看到这种片子，一看挺新鲜的。这个电影的观众都是有组织地去看，让大家批判。拷贝发行很多，起码一二百个。那时一批判就等于现在下红头文件一样，大家都去看。每天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对《早春二月》的批判文章，也是一种宣传。我本来挺爱看报纸的，现在再也没有心情看。

我检讨的那天，周扬亲自参加。在一个小会议室，主要是我们厂的领导干部，还有北影厂主创人员。我发着高烧做了检查，说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思想没改造好，受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宣扬了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个检查好办，因为报纸上都有批判，我就把那些变成自己的语言。周扬说：“还可以，思想的提高还有待进一步认识。”我在这个会议上听周扬讲，全国主要报纸登载的文章，不算小报有三百多篇。对我个人倒没有行政处分，但影响了大家对我的看法，好像我犯了一个政治性的错误。还影响到评级，那时我应该提一级的，本来我要从文艺五级提到文艺四级，这一下就免了。这个我也倒没在乎，也是人家告诉我的。后来我就不懂，为什么香港放映的时候，他们对我这部片子评价说是美的电影，我当时就没想到。

现在回想起来，我跟人开玩笑说：要是没有这个红头文件啊，《早春二月》不会上演这么广泛。幸亏没改，一改，这个片子就支离破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