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

“科教兴国”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科教兴国”是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经验，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中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以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元宇宙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生产组织和经营模式，推动生产力发展出现质的飞跃。

21世纪标志着社会发展正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与以往经济形态不同的是，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长，而是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运用。

事实上，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以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国家能否在科技发展上取得优势，增强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将最终决定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而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当前“科教兴国、科技立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人才则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资源。

许多国家都把科教兴国上升到国家战略来予以实施，出台了许多推进科技发展的新举措，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美国。

众所周知，美国是经济、军事、科技、综合国力全球排名第一的超级大国，其霸主地位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撼动，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美元占有世界货币的地位外，美国科学教育发展战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多年来美国始终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引领全球科技发展潮流的原因。

因此，了解美国科技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以及美国是如何推行其“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美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这对于当前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美国版的“科教兴国”战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了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职能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局长范内瓦·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种可以保障稳定的长期计划、维护探索自由的新的支持机构--国家基金会。

这份报告是美国科技政策的“开山之作”，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科技发展的思想源泉，依据他的提议设立的科研机构和制定的科技政策，保证了美国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

由此奠定了美国现代科技政策的基础，成就了如今美国科技强国的地位。之后，历届美国政府都不断尝试用各种政策、法律等措施推进国家的科技发展。

1950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成立，政府各机构开始大力支持科技研发活动，联邦政府大量建设国家实验室。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了《全国航空和空间法》，并据此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国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创新的计划，卡特政府促使国会通过了“国家1979技术创新法”，使得联邦政府资助、推动科技发展的行为合法化。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科技创新政策从产业政策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政策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至此，美国政府已全面介入科技创新活动之中，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并非完全来源于风投公司。就拿近些年来在全球最具创新精神企业排行榜上一直名列前茅的苹果公司来说，英国经济学家布洛克在其著作《国家创新：美国政府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中揭示，苹果手机背后的任何一项关键技术都获得了政府的资助。

布洛克指出，风险资本经常是中政府投资并承担创新的主要风险之后才进入的。政府为发展初期的技术企业提供的融资相当于“创业天使”的全部投资，而且是私人风险资本投资额的2～8倍。

以往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应该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它没有能力“挑选出优胜者”，无论优胜者是属于一些新技术、经济部门，还是属于特定的企业。

但事实上，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政府看似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产业政策，去支持和关注一些对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科技类公司的发展，可它却仍然挑选出了“优胜者”。

尽管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过程都涉及与学者和企业家的磋商，但是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要的推动力和发展方向，从基础报告到预算方案都来自政府高层官员。

美国政府不仅像投资人那样行动，“下注”于多样化的创新项目的“投资组合”，还构建保护本国企业、实施政府采购法等成套的政策体系来扶持本国企业的创新。例如，美国公立学校是苹果电脑的忠实客户，苹果产品占据了小学、高中电脑支出的58%。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佩蕾斯指出，美国这个通常被认为最能代表“自由市场”制度的国家，却是在创新领域进行政府干预最多的国家。但这些政府干预以前从没有被政策制定者或主流媒体公开讨论过，它们都被“隐藏”起来了。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隐藏自己干预市场的行为？布洛克对此解释说，政府对科技创新强有力的干预之所以被隐藏起来，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保守势力的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成功使其被遮蔽起来了。

二、美国军民融合的创新体制对于充分发挥举国力量进行科技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领域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体现为举国体制。“二弹一星”正是举国体制的产物。值得关注的是，举国体制并非我国独有，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同样也属于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

在1957年苏联首次成功发射卫星的巨大冲击下，美国改组其军工体制，成立了对其颠覆式创新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构建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概念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体制。

美国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不仅包括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也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

这种军民融合的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研究都纳入“国家安全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

事实证明，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是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在这种举国体制引导下，美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互联网领域的科技巨头，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思科、甲骨文等，由此，美国始终占据着世界科技的制高点，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潮流。

美国科技创新核心的神秘力量——国防咨询小组（简称JASON）。JASON是一个独立且相对秘密的委员会，于1960年正式成立，旨在促成国防部（尤其是DARPA，国防部先进研究计划局）对精英科学家的直接资助与合作。

JASON的科学家多为大学教授或公司雇员，是美国军方编制外人员。美国的科研机制让科技人员可以自由地在体制内外做贡献，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全美国的科技人才，让他们没有因体制所造成的忧虑。

美国这种网络型举国体制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设“新型举国体制”特别是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借鉴。

三、包容创新引领美国科学发展，打造出良好的“产学研用”生态

许多学者根据美国科技机制、政策以及硅谷和半导体产业的案例研究发现，美国发展高科技产业之所以成功，并长期领先于全球在于三大关键因素：

1、自由开放、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文化；

2、政府、大学、企业等紧密合作、相互促进、面向市场竞争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体系；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合作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世界各国许多大学都争相模仿，但成功者寥寥无几。其根本原因在于，硅谷的成功绝非简单依靠打造产业园区、孵化器或者设立技术转让办公室。

而是以一流大学、一流科研人员与初创企业为核心主体，以自由开放、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文化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各主体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的产学研生态系统。

3、政府在鼓励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税收、移民、采购、支持基础研发，甚至打压竞争对手等方面，制定了相对完善有效的顶层科技体制设计。

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也采取了政府采购、资金支持甚至打压国际竞争对手等多种产业支持和保护政策。同时，美国政府十分重视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四、美国历来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当作立国之本

美国建国以来，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各项法规，如开创公立学校的《学校法》，推行义务教育的《义务教育法》等，据统计，美国在教育上的投入高达9500亿美元，人均教育经费约为2900美元，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在GDP中的占比超过了7%。

相比之下，2021年，我国教育总投入接近6万亿人民币，在GDP中的占比为4%，人均教育经费为42美元，美国相当于中国的接近70倍。

结语

总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资源，而这二者只有在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方能得以充分发挥。展望未来，科教兴国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