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还在感叹，如果有下辈子一定要学习医学的历史。但后来又反思，为什么要等下辈子，虽然我已经七十多岁，但也可以继续学啊。”

9月7日，韩启德的声音在国际医学史学会第九届学术会议大厅响起，从病理生理学家、心血管研究室主任，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身上的职务越来越多。如今，这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又踏上医学史的征途，一字一句讲述了自己在浩瀚历史的拾贝之感。

韩启德：历史是鲜活的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际医学史学会第九届学术会议主席韩启德

韩启德对医学史的关注并非偶然，早在他对病理生理学的研究日渐深入时，这样一个问题就在他脑中就越来越清晰：西方国家没有病理生理学，中国这门学科是怎样从学习前苏联到一步步全国发展起来的？

决心从自己的问题开始研读过去、深究医学之源后，会场上韩启德已能细数自己读过的多本医史资料，从历代王朝史记中中医药的留痕，到世界医史权威著作《剑桥医学史》，他逐一品评。提及近来又发掘“药王”孙思邈的新事迹，他还颇为遗憾曾“天真”地以为自己已足够了解“药王”。

“不同文化、民族对于健康既有共同理解，也有各自认识，构成了人类医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历史中认识医疗保健活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现代医学在高速发展中保持警醒，保留医学的人文价值。”这是韩启德对医学史价值的认同。

或许正是这份对医学的追求和不灭的求知欲，让韩启德生出挖掘历史、创造历史、记录历史的念头。“我们应该让历史鲜活起来，不止要勾勒还原文字中记载的看不见的场景，对于我们的亲身经历譬如非典、禽流感的应对等，也要记录下来续写进医史。当下的人读来会有亲切感，对于后人也会是珍贵的资料。”对于医学的历史，韩启德认为“远要知、近更要知”。

历史没有边界，医学没有终点，在韩启德将二者揉搓融合探寻瑰宝的同时，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把目光投向了医学教育的过去与将来。

詹启敏：历史可以创造未来

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从1866年中国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到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再到1912年中国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第一所西医国立学校——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1949年医学教育系统重建。回望过去，詹启敏有感慨也有自豪——中国学习现代医学的起步较晚，但中国医学教育规模，自1982年以来持续稳定在百所院校以上，毕业生人数自1993年的66877人，至2003年翻两翻达257681人，这是历史，也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奠基。

医学教育不断进步，这个改变过程让詹启敏重新思考：医学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前医学教育系统的“5+3”“4+4”模式能走多远？

这些问题应是每一个医学教育工作者的扪心自问，詹启敏不会给出标准答案，但他有自己的思考：“我想，医学生的训练应该更侧重科学性，而非简单的临床技能，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拓展，也要重点加强。”一个有责任、有情怀的医生，是詹启敏眼中医学教育不变的追求。

历史的骄傲

从历史中挖宝，从历史中寻找医学的未来，从历史中，我们还可以找寻骄傲的底气。据国家卫计委科技教育司副司长吴沛新介绍，1990年至2016年，中国人均期望寿命从69.5岁增至76.3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54‰降至.10.2‰）、孕产妇死亡率（97/10万降至19.9/10万）均有大幅下降，中国研制成功世界首个戊肝疫苗、青蒿素降低了疟疾患者死亡率、中国近8年来有80种创新药上市等，每件事都足以在医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韩启德口中鲜活的历史，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过去。

当然，历史不分种族，医学也没有国界，会议现场有国际医学史学会主席Carlos Viesca Treviño对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祝愿，更有来自英、美、法等20个国家的200余位医学史学者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据悉，本次大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分古代西方医学史、传统医学比较史、传染病防治史、近代医疗技术传播、当代医疗技术发展，传统医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等数个分论坛，一场医学历史的饕餮盛宴在这里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