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新动力，各国纷纷出台战略规划，依托数字化技术实现新一轮产业变革，抢占全球价值链制高点。中国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全面推进数字科技发展，并明确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科技人才需求快速增长，具有高端技术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成为这一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更好了解全球数字科技发展情况，阿里研究院和智谱近日联合发布《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科技人才储备实力研究报告》，基于AMiner科技情报平台的数据，通过对研究文献进行统计计量，全面比较各国数字科技人才储备情况。报告发现，与美国相比，中国数字科技人才基数大，但存在高层次人才少、净流出数量多以及人才集中在高校而不是企业等问题，巩固数字科技人才工作任重道远。

报告引入混合量化指标H-index，综合相关论文数量和被引用量，衡量科研人员学术成就。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科技人才数量全球领先，达12.8万人，占全球17%，是美国的1.5倍、日本的8.3倍。不过，中国在该领域拥有较高学术成就的高层次人才仅有7000多人，占全球9%。虽然中国高层次人才数量排在全球第二，但仅为位居第一的美国的35%。基数大，但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是当前中国数字科技人才现状。

从全球数字科技人才机构分布看，总数位列世界前十的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清华大学三家中国机构。其中，中国科学院以4722人排名第一，领先第二名美国加州大学（2623人），且优势较为明显。在高层次人才方面，全球前十由6家美国机构和4家中国机构组成。分析发现，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数字科技人才储备结构的缩影：虽然人才基数大幅领先，但高层次人才明显落后（占其人才总数的3%，落居全球第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谷歌、微软公司的高层次人才数量排名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名和第四名，而中国位于这一榜单前十的机构均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美国身处高科技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储备实力强于中国，是美国数字技术持续创新发展相对中国的优势所在。

研究显示，全球数字科技顶尖科研团队基本分布在美国顶尖高校（如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科技巨头（如谷歌、微软、IBM等）下设的科研机构。

从人才的流动性上看，美国是数字科技人才流动最活跃的国家，过去十年，其人才净流入835人次，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则是全球人才净流失第一大国，流失人数达684人次。中国人才流失情况较为明显，需在人才引进、用好、留住等方面需持续发力。

在数字科技领域，中美学者合作为全球最热络的双边国际合作。2012年至2021年，中美学者在该领域合作产出被引量top 1%的论文1954篇，位居全球首位。不过，从2018年开始，中美两国学者合作论文增长率下降态势明显，甚至有的年度出现负增长。可见，自从 2018 年美国推出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后，中美在数字科技最卓越研究层次的合作受到较大冲击。

从中国国内数字科技人才分布看，北京人才总数优势明显，共2.4万人，占全国近2成，是排名第二的上海的2倍；北京的高层次人才数量1076人，占全国1.5成，也是排名第二的上海的2倍。另外，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香港、黑龙江，以及高校资源较丰富的湖北、陕西、四川、湖南等内陆省份也是我国数字科技人才分布较多的地区。

报告表示，中国数字科技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人才工作上仍有很多方面有待强化——

首先，高层次人才不足，需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数字科技为世界关键前沿科技，高层次人才落后不利于数字科技总体能力提升。目前，中国高层次数字科技人才数量仅为美国的35%。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关键是要创新培养机制，提升人才质量，加大力度持续培养本土高层次人才。

其次，人才流失严重，需采取措施引留人才。目前，全球频频上演“高科技战”、“人才争夺战”，在此的背景下，数字科技人才流失问题势必影响中国未来产业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着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发展，在科研环境、创业平台、科研自主权及评价体系等方面调整政策，用好并留住高层次人才。

最后，企业人才储备薄弱，需鼓励企业引育人才。对比美国谷歌、微软高层次人才储备全球领先的现状，全球数字科技人才前10强机构榜单，乃至国内前10强机构榜单均不见中国企业身影，凸显短板。身处科研一线的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有必要鼓励企业加强内部创新环境建设，协助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同时，发挥政府科技计划的导向作用，在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论证和实施过程中，支持企业承担政府科研项目，为企业引育人才和提高基础科研能力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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