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是个屁，谁也别装逼

韩寒当年和老文学批评家白烨论战的时候，轻蔑地宣称“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这话肯定让很多文坛老前辈们气得胡子都掉了一地。这些人一辈子就在做两件事：划圈子，筑高墙。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些无关痛痒，自以为是的文字，削尖脑袋挤进文学圈，然后不断砌墙，提高准入资格。墙外的人看了这巍峨的高墙，不无艳羡地惊叹：“哇，好壮观，好神圣啊！”

墙内人听了，心里甜得就像磕多了大白兔奶糖一样，十分受用。谁想到有人偏偏不买账，剑走偏锋地写自己的文字。墙内人出离愤怒了：“呸！你也配谈文学？”然后以老前辈的身份口诛笔伐，俨然文坛城管，专打不法小商贩。

李大眼对这群人早就看穿了：“什么是中国作家，就是一小群凭智力当不了科学家，凭脸皮当不了官员，凭身板当不了黑社会，凭姿色当不了鸭子……又看不起普通白领、民工、公务员的人，有一天聚在一起，温两壶黄酒，互相激动地指认着：哦，你原来就是作家，啊，我其实也是作家，生命啊，使命啊，灵魂啊。”

这种无趣的风气在政治评论领域也有越演越烈之势。很多政论家，不好好说话，倒是满口高深的理论和专业术语，左一个-ism，右一个主义，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搞得满天神佛。一般人听了，脑子“咔咔”两下，就死机了。但有趣的是，我们更容易崇拜自己不懂的东西。你说得越高深莫测，公众就越认为你学问好，越对你肃然起敬。

梁文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常见一种病理化的倾向，总是困在“民主”、“自由”之类的名词面前，大而无当地浮游表面，夹缠不清，难以寸进。

我认为，能通过一些日常的例子就把一个道理说明白的事，实在不必搬出苏格拉底、卢梭、伏尔泰这些神佛了。真正学问好的人，他们的论证都是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威服人——前者明显要比后者艰难得多。所以很多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诉诸权威这种智力上偷懒的办法。这种风气阻碍了我们正常的公共讨论，让人以为只有熟读前贤理论，术语张口即来才能参与公共讨论。

因此，需要有人大喝一声：“民主是个屁，谁也别装逼！”这不是反智，而是让政论回归到正常的话语范畴。

二、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无知症

即使彪悍如韩寒，也说过悲观的论调：在当今的环境下，政治还不是可以用来关心的。以前那批人，只是情不自禁被政治关心了，而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政治潮流的小喽喽和被害者，被害不能成为一种谈资，就好比被强奸其实不能算在自己的性爱经历里一样。政治可以关心的时代暂时还没有到来。

我觉得这话说得挺矛盾的——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通过言说与文字关心政治的人。他的杂文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十分黑色幽默地指出天朝政治中的荒谬可笑之处。政治的内涵和外延是如此的丰富，一个人不可能脱离它而生活。说得夸张点，你去菜市场买菜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国家对农业的倾斜政策，你再也不能买到那么贱的菜了。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神奇而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大家都在无知地谈论政治；一方面，又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只管埋头赚钱。我回家的时候，经常听到邻居的老太婆、中年大妈、高中生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地谈论藏独、反恐、美国大选等议题，这让我汗颜无地。但是竖起耳朵听了一阵，他们所说也无非就是当局宣传的那一套，内容十分新闻联播。

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人经常发出一些先知式的见解，如“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我听了，肃然起敬，赶紧请教：

“为何？”

朋友随口答道：“中国人太多了。”

“为何人多就不行？”

“人多了，民众整体素质就不高嘛。”

“那要多高的素质呢？”

朋友不答，又摆出另一套先知式的见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这一套不适合中国。”

“那怎么解释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进程呢？”

“你这人真烦！”朋友生气了。

三、美好的人性源自美好的制度

刘瑜的这本书让我耳目一新。她努力地给那些抽象的概念赋予平实的内容，让它们血肉丰满起来。比如说选举这个行为，一般人看到这个词里，脑海里闪过的往往是“投下了神圣而庄严的一票”这种带政治性的文学语言。但刘瑜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见解：

“选举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给民众一次机会将他们不满的政治家赶下台，同样重要的是选举动员过程所激活的公共生活：它带动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比如08年美国总统竞选过程，奥巴马、希拉里等人的一言一行带动媒体、公众讨论合理的贸易政策是什么样的、合理的环保政策应以什么为重、美军从伊拉克何时撤军合适、资本收入该不该加税……等等重大公共政策；它向政治家传达民间的声音，迫使他们根据民意的风吹草动来调整自己的议程；它给民众提供一个参政的渠道，每次美国大选都有无数普通人通过捐款、志愿者行动等方式卷入选举进程；它促进公民的公共意识，训练公众的组织能力：选举带动了政党的产生，政党带动了草根民间组织的产生，草根民间组织将普通人卷入公共事务……总之，‘真正的民主不仅仅选举’，但是真正的选举也不仅仅是投票，而是一个无数公民向公共生活凝聚的动态过程。”

这种不满足于字典的解释，不满足于大众的意见，对真理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着态度让人敬佩。这种执着，在书中俯拾皆是。在《控制石油的什么》一文中，刘老师对“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控制它的石油”这一貌似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提出质疑，并引了她朋友一句很精辟的话：我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和我一致，甚至不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愚蠢，我在乎别人的观点是不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这种智力上的勤奋，对真理的执着追问让她的书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到处都是逻辑缜密，精彩漂亮的论证。其中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美好的人性源自美好的制度。

在我所在的城市有很多无奈的事情。比如在坐公车和地铁时，大家永远都是一哄而上，凭借熊腰虎背和一往无前的钢铁意志杀出一条血路。像我这种面皮薄，不敢去争抢的人就比较吃亏了。而且，我还没勇气正气凛然地大喝一声“请大家遵守秩序排队上车”。所以，吃的还是哑巴亏。你能说这些人不道德吗？这些人中，很多是尽责的职员，慈爱的父母，勤奋的学生，体贴的情人……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小圈子而奋斗，但却缺乏作为公民的责任共同意识。这种制度下的人，对同胞所受的苦难都往往漠视，更遑论为另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受的苦难而游行示威。人性的改善不是靠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就能解决的。

刘瑜老师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场淋浴，把我们头脑中的那些浆糊洗干净。它更大的意义是把政治这个貌似高不可攀，于已无关，张牙舞爪的词汇变成平和亲切起来。正如她在后记所说：“我当然希望它能激起一些人对民主自由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它能激起一些人把政治当作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来观察的兴趣。我想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