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代的网络环境中，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当“公知”成为贬义词后，像什么“读书人”、“知识分子”之类的词，也几乎列为了贬义词。那要是说历史，好像什么“士大夫”、“儒生”之类的词，也都不是什么好词。

可是在这个时代，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读书人。而且还可以预见，在未来读书人在社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只不过在网络上，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比重高一些。

这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按说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就应该是个知识不断积累的过程。那怎么会读书多了，知识多了，反而会成为贬义词呢？按道理说，这不合理。总不能说人们都成文盲才是好现象吧。

抛开网络言论中人云亦云的因素，读书人确实也有读书人的问题。我们能看到历史上有很大比例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与节操和风骨背道而驰，他们zai明明掌握着大量的知识，什么道理都懂，却要宣扬一些反智的东西来迷惑知识水平不如他的人。比如那些宣扬什么海带破潜艇、双赢是中赢双、死几千人等于没死、石壕吏宣扬爱国主义、英国起源于湖南等等雷人言论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确实属于贬义词。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我估计大家知道的例子，普遍比我多。

再往前找找，很多学术水平堪称大师的人物，照样两面三刀，谁在权力的巅峰谁是他的万岁爷，替万岁爷骂街的时候也是铁骨铮铮！当然也有一些拍马屁拍在马蹄子上的大师，瞎揣测上意写剧本带节奏，过几年风向变了，给他带来无数荣誉的剧本，最后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那问题又来了，知识分子的堕落，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堕落是怎么形成的呢？

要是纵观中国历史，你会发现有个特殊现象。往往知识分子离权力巅峰越近，或者他的心离权力巅峰越近，就越容易没节操。反之则不然。

目前还没有被扭曲的一个概念，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候就是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但自秦以后在历史大方向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越来越走向万马齐喑。百家争鸣时期，知识分子大概率坚持自己的思想，小概率把自己卖给君王。

秦以后，知识分子开始不太敢正面坚持自己的思想，弄不好容易被坑。汉以后，无论是谷梁学还是公羊学的兴盛，都是在替君王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这种所谓的统一思想，其实是对文人思想的阉割。大家连脑子都统一了，自然不会有什么思想碰撞，也不会有独立思考，都是皇上的小奴仆罢了，那知识和节操自然也就开始脱钩。

唐宋以来更狠了，知识分子逐渐走向“朱熹”化，这群最熟悉儒家经典的人，那是不遗余力地曲解儒家经典。那没看过儒家经典的人，自然会被这些专家带节奏。明清更厉害了，知识分子的文章格式也被八股文固定，自我思想完全剔除。在洋务运动之前，知识分子的思想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寒冰期，在文字狱的加持下，让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敢说。

而在大家都不敢说的情况下，能够堂而皇之讲道理且能被广泛宣传的知识分子，可想而知都是什么人。

表面上看，知识分子是屈服于权力的高压。吃皇粮的自然不遗余力地为皇帝说话，那还有自备干粮的呢？他们为了什么？大概率是为了先自备干粮，再找机会吃皇粮。

在这场两千多年的思想大战中，自然皇帝是最大赢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聊聊皇帝搞定知识分子，拢共分几步。搞清楚这个运作原理，能帮助大家理解很多怪相。

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这是元始的动物性。驯兽师就是深谙此道，奖惩结合，能让狗熊骑自行车。

对于权力来说，两类人是最讨厌的。也就是韩非说的那句著名的话：“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很多人字面解释，说儒生善于犯法，侠客善于违禁。其实韩非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句话的语境，是在跟君王讲什么样的人会威胁到君王权力。

犯法这个事不好，但在古代不绝对。因为古代的法和今天的法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跟法律条文没多大关系，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能理解就好。

古代的法律，是统治阶级制定。其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和百姓利益，就是为了维护一种以君王至上为根本的统治秩序。人民对于法律的制定是绝对没有参与权的。而现代法律，是由现代国家的专门立法机构设立。而且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绝对不是一个部门，参与立法的人都是民选的立法委员，所以现代法律体现人民意志，而保护人民的利益。立法和执法分开。

所以，今天不能犯法，犯法不好。古代不一定，刻在人民纪念碑上的洪秀全啊、义和团啊，在当时的法律体系下，都是犯罪分子。

这就很清楚了，韩非说的儒以文乱法和侠以武犯禁，指的是儒生有知识，可以用文章来对抗君王的法，而侠客有人望和力量，可以用武力来对抗君王的禁令。

所以呢，两千多年来，皇权要昌盛，就要对付这两类人。侠客好办，再强也强不过国家军队，所以汉武帝时代就彻底解决了侠客在民间的影响力。

知识分子就麻烦点，因为君王为了自己的权力，肯定要对人民撒谎、利用、压榨，除了秦朝直眉瞪眼地压榨之外，汉以后的皇帝越来越展现出自己的圣人形象，皇帝所做的一切，都得说是为了百姓。

那到底是这样吗？同样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就能看出其中的猫腻，并能把这些高深的理论，以简单的方式让普罗大众知道：皇帝在扯淡，他想蒙你！

知识分子可不是杀了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中国了，哪怕是欧洲，烧死布鲁诺，也烧不死布鲁诺的日心说。

焚书坑儒简单，儒生脑子里的书怎么烧？君王可以用武力打败侠客，却不能用知识打败儒生。所以这个事很麻烦，但也不是不能办。要办成，拢共也就两步就可以。

这一篇先说第一步：提高知识分子保持节操的成本。

用法家的话说，这叫利出一孔。

在百家争鸣时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能够坚持自我？抛开大师们自身的操守之外，还因为坚持自我的成本不高。

那时候各位大师掌握了知识，都可以随便开宗立派，也能随意开馆收徒，你国君用我得求我，不用我我也不求你。不说孔、孟，就说田子方、段木干都能做到不依附帝王而活着，还活得挺好。也就是说，大家有风骨的成本低，自然也导致了那个时代文化思想昌荣，大家即便是在学术理念上有分歧，论战就可以了，不至于给对方扣帽子。而那时候的论战是真讲理，而不是讲立场。

一旦论战不讲道理而讲立场，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沦陷。那就说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行为已经无法生存，必须讲立场那多可怕。比如北大教授梁柱说：盲目追求真相不讲立场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这么大知识分子说这样的话，多令人遗憾。他说这话，肯定不是为了讲理吧，那符合他的利益啊。那他敢不敢说真话呢？

我们看看秦以后的历史，对付知识分子，首先就要提高其说真话的门槛。

百家争鸣时代的私学被禁止了，在以官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下，教育被朝廷垄断。虽然单纯论教育的话，那些大知识分子是行家，而朝中的官吏是外行。但对于朝廷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想让百姓知道什么，那么垄断后的教育就教什么。如此，知识分子想要生存，大概率要依附政治，其本身的独立性就会遭到破坏。

而秦以后的“子”们，都是有官衔的，自然得说官话。

知识分子教学的时候，只能讲皇上让讲的，而不能讲自己想的。各位子在先秦时代是被人敬仰的大师，可如果他们在秦以后的时代呢？基本就是“臭公知”，或者是汉奸国贼收了外国的钱。

曾经，我在某条发过一段孟子的原话，都被很多人批判为影射当局。可怕不可怕？孟子在先秦能跟国君讲道理，放在明清一定会被杀。朱元璋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对孟子的憎恶，甚至让人把《孟子》和谐了。

那如果孟子生活在明清，还敢说那些话吗？我估计不敢，说完掉脑袋，这成本太高了，他可能选择沉默。

而其他知识分子呢？说真话死，说皇上爱听的当官，怎么选？那肯定大概率选后者。

而选了后者，就只能摒弃自己的思想，接受君王的思想，那还能说人话吗？难了。正如当年一场数码圈的著名论战，“数码界的相声演员”罗某说长得像刘翔的大V王某：你收了手机厂商的钱还怎么说自己测评会客观？

就这么个道理，恰饭时说的话，自己也不信。朱熹让别人灭人欲，自己缺娶了小尼姑。这还仅仅是趋利，那还有避害呢。历史上方孝孺这么刚的知识分子才有几个？几千年来，能数的上来也就那几个人而已。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像赵舒翘那样，自己亲自深入义和团调查后，明知道义和团是帮骗子，却屈从于上司，违背良心说义和团无敌。这种人，得亏是没赶上自媒体时代，不然的话那么大知识分子，又去过一线，他说义和团刀枪不入，多权威啊！

所以你看，只要破坏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就很大程度上抬高了知识分子保持节操的成本。

不过这还会有很多漏网之鱼，有的人就是不靠朝廷吃饭，朝廷就那点饭，想吃的人挤破头，这让少部分知识分子还能保持独立性。皇上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又发明了一种非暴力手段来钳制知识分子。这一招绝了，下篇我们来说说这种今天还在被歌颂的大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