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生活》严峻地提出，当腐败渗入到了社会生活，意味着反腐的未来是重塑正义的精神生活。人们反感腐败，在于腐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我们无法相信和依靠那些通过破坏规则成长起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

十几年前，做硕士论文，导师建议的选题是新世纪前后的官场小说，自然少不了读张平的反腐主题小说，譬如《抉择》和《国家干部》，直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当年读得热血沸腾的情景。直面权力之旋涡、人性之幽暗，剧烈的正邪相斗，张平的长篇小说有一股畅快淋漓的侠意，也有难得的悲悯之意。他并不简单地将一个人的腐败归于其私德的堕落，而是在思索腐败之来源，并力图回应一个小说家与时代的关系。权力的腐败、社会生活风气的腐败、人心的腐败，在张平的小说中，不是孤立的构件，而是彼此依存的整体。

因为有了早年的阅读体验，在读到新作《重新生活》时，阅读欲望被瞬间勾起，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多年前的阅读感觉重新复燃，张平依然在热切地关心腐败问题，在回应现实生活的困境。一个作家的良心依然还在。在如今小说创作的环境下，一个小说家的良心和文学价值似乎没什么关系。在反腐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谓良心就是一个小说家的责任，就是对道义的辩护、对正直的回应、对公心的维护、对艰难生活的正视、对被损害者和被侮辱者的同情、对理想生活的关切。在腐败与反腐败的现实语境中，腐败常常作为一个事件被小说家盘问，腐败分子被作为这一事件中的人被小说家提审。经过险象环生的殊死较量之后，因为上一级领导的介入，小说中最终的胜利当然属于代表正义的一方，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反腐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有着出人意料的清晰思路，其主题就是反腐。在这样单向度的角度里，人性的幽暗多数不是人性本身的幽暗，而是权力浸染之后的幽暗。一种小说题材被单独命名后，它本该有的丰富性就将忽略，人们所看到的就只会是“单独性”，这也就导致了官场小说抑或是反腐小说的文学性较弱的缘故。

与前作相比，张平在《重新生活》中试图打破这种“单独性”。张平没有选择腐败抑或是反腐败者作为小说叙述的主角，而是将叙述视线从官场拉回到日常生活中，即身处腐败场域但并没有参与腐败的人群。这当然是文学的方式，也是腐败题材小说回归文学的曲径。质言之，当腐败已经发生，并且是以人所不知的方式在发生，那日常生活中的家人会受到哪些影响？由此导致的生活的落差，就是小说家需要直面且加以细细分析的内容。当腐败者被抓捕，他的家属如何重新开始生活，这真是很好的题目。权力加印过的生活不是真的生活，一旦权力被剥离，生活就将回到原形。那艰难的却又正确的生活，才开始露出凶狠的獠牙，随时向人张牙舞爪，或者咬下人的皮肉来。而为权力渗透过的社会生活，将对被权力抛弃的人和家庭展示温情面纱被撕去之后的残酷，其真实程度取决于权力的在场与否，犹如开关，一拉就是黑暗，再一拉可能就是光明。从光明到黑暗，就在那一拉一关中。小说家张平这次做的，就是合上了权力开关，让权力磁场消失了那么一会儿，即从权力生活过渡到了被权力影响的社会生活，教育的集体性焦虑就是其中一种。

如果说在张平之前的小说中，腐败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体时，那在《重新生活》中，腐败场域扩大了，由一个群体变成了一个场域。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权力烙印，人人皆在其中。贺绍俊引用了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论述，来解释和命名这种被权力浸润过后的社会生活。这是文学的警示和提醒，当权力生活开始向社会生活大规模扩散时，危险信号已经拉亮了。社会生活的伦理基础是公共道德以及建立在基础上的私人道德。在权力面前，道德是软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当权力游戏的各种规则通过某种渠道，越过道德边界，悄然进入社会生活，并大规模地影响公众生活，破坏的不仅是社会秩序，还会扰乱人心。换言之，当社会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私人的家庭生活不可避免地遭殃了，因为规则被腐蚀了，新的规则变得单一，就是利益交换。这种环境下的人不可能是安全的，如此一来，新的生活需要重新开始，那就是让权力的负面因子从社会生活中撤离，还生活于生活。

这就是重新生活的意义。权力的腐败者一旦被关进笼子里，曾经打着权力旗号招摇过市、狐假虎威的人们，或者有意无意享受着权力之荫的人，该怎样继续被权力抛弃的生活？这个题材具有后置意义上的前瞻性，因为在官场小说中，腐败者被抓后，亲属如何重新生活显然不是小说家要关注的问题，读者也谈不上有多少兴趣。甚至可以说，在反腐小说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人们所满足的是腐败者被惩罚，一个有公心有公德的清官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反腐小说其实是已知答案的证明题，而不是未知情况下的分析题。生活作为一个文学词汇，在张平的小说中，重新成为一个新问题，需要我们思索并给予回答。正常的生活，理想的生活，作为生活该有的样子是什么？答案就是艰难。

小说中有一段话：“从今以后，你一定要重新认识家庭，重新认识生活。别说你爸你妈不是什么领导干部，即使真的是个领导干部，你以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己靠自己，你的未来只能靠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可不是什么唱高调，这是针对所有人越来越明确的行为准则，谁越过了这个准则，谁就出局，谁就被淘汰。大家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的生活，就是所有人的生活。”这段话还是乐观的，也是小说家对现实留下的情面。倘若社会生活和权力生活可以分割得那么开的话，那《重新生活》就不会从教育话题开始叙述。

张平写出了教育之痛，尤其写出了普通人群所经受的折磨。还有什么比教育更容易与权力和资源分配发生联系呢？即便权力的影响正在日常生活中变得司空见惯，但毕竟不像教育那样有着难以改变的时效性。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与权力直面遭遇可能并不多，但教育是无法回避的社会性问题，正常的家庭都需要渡过子女教育这一条河。进什么学校、读什么班，在权力的庇护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难题。相反，没有权力的影响，这些就都是难题。张平选择从孩子入学的教育问题进入小说，显示了小说家的敏锐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社会生活的规则变幻不定，权力的隐形作用也就越来越大。权力及其附属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才是结构性的难题，那意味着权力之外的人群没有渠道去表达诉求和争取正当的权益。

张平写了一群父母为了解决孩子们上学的难题，在校外租房子照顾孩子复习。做饭、等待、聊天和打牌，这是一群热气腾腾地在生活的人。他们期望改变孩子的命运，没有机会去攀附权力的高枝，只能用遵从规则的“笨办法”坚持。这些“笨办法”是否合理，于他们而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期望在漫长的忍受中获得命运偶然的奖赏，孩子能考上更好的学校。这些父母都是什么人呢？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断更迭的遭受教育之难的普通人群。他们的沉默中，有无奈、有忍受，也有对未来所抱有的朴素的希望。他们相信，惟有通过努力，忍受煎熬，他们的孩子由此就能获得机遇。如果他们有机会获得权力的垂青，从而毋须忍受这些折磨会怎样呢？这些伴读父母在日常聊天时，也无奈地说谁让咱们没有关系呢，只能这样靠本事了，有什么办法呢！既无奈又乐观的心态正是社会生活中正常的情绪，也是正常的伦理和价值。只有一个人的努力和他的收获能够对等时，这才是一个理想的正常的社会。权力浸透的社会生活正在破坏这一理想。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张平的出发点。

小说中的教育现象，在社会焦点和小说文本之间搭建了桥梁，从而具有了读者共鸣的感知基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上，汇聚了普通人的关切。由教育问题到反腐问题就显得别有匠心了。权力腐败下的教育问题，最终伤害的会是谁？沉默的大多数父母？不仅仅是，损害更大的是孩子。当孩子们从小就感到权力的非法魔力，他们的未来令人忧虑。《重新生活》严峻地提出，当腐败渗入到了社会生活，意味着反腐的未来是重塑正义的精神生活。人们反感腐败，在于腐败破坏了社会运行的规则。我们无法相信和依靠那些通过破坏规则成长起来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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