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国和贸易国，而且中国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是世界第一大专利国。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难以产生原创性的科学思想或革命性技术和产品。因此，当中国产业技术接近世界技术前沿的时候，企业却不约而同地碰上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软件等“卡脖子”难题。作为一个已经腾飞的超大经济体，中国未来如何行稳致远？基础研究，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谈到基础研究，人们一般想到的是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而有个群体却往往被忽略，那就是企业。事实上，企业基础研究对于国家的整体创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基础研究是企业保持全球行业领导力的关键

从全球来看，基础研究是企业保持全球行业领导力的关键。德国和美国的著名企业成立伊始就非常注重基础研究。19世纪70年代，德国巴斯夫（BASF）公司投入经费大量招聘科学家，诞生了纯靛蓝合成染料等影响产业进程的成果，基本垄断了19世纪末期染料市场。1891年德国拜尔公司建立内部实验室，诞生了阿司匹林和硝苯吡啶等基础药物。二战后，西门子将1/6的企业预算投入到有机化学、电化学、固态物理等基础研究领域，巩固了行业巨头地位。美国通用（GE）数学家伊瓦尔·贾埃弗因发现了超导体中的隧道效应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2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成立了贝尔实验室，该实验室成为太阳能电池、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C语言、UNIX操作系统、蜂窝移动通信设备、通信网等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

在美国，还有一些公司从小型研究型公司做起，致力于做“0到1”的革命性产品，后来成长为世界领军的高科技企业。比如，比尔·盖茨创办了微软，乔布斯创办了苹果，扎克伯格创办了Facebook，马斯克创办了Paypal、SpaceX和Tesla。这些企业诞生了Windows（视窗）系统、笔记本电脑、App、交友软件、互联网支付、新能源汽车等革命性产品，已经成为世界高科技的标杆和领导者。因此，做基础研究不一定要靠规模和资金，企业家的梦想和才华也非常重要。

日本、韩国等后发国家的企业，也正是通过基础研究实现了追赶。汤森路透发布的“2011-2019全球创新企业”名单显示，日本上榜企业数量持续领先，日本的东芝、日立、富士通、丰田等大企业均被评价为最具创新性。近几年，日本有三位企业科学家先后获得诺贝尔奖。这无一不说明日本企业对基础研究的重视。韩国三星也致力于投资未来技术，其研发投入一直处于世界企业的前列。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愿意从事基础研究？

反观我国，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很善于做“1到100”（应用性创新）的事情，但是并不擅长做“0到1”（基础性创新）的事情。为什么？

这首先存在一些历史原因。市场化改革后，中国企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距离还很远，只要跟踪、模仿国外技术，进行应用性创新，再加上中国本身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就可以进行生产，并赚取丰厚的利润。这就养成了我们企业家群体的路径依赖性，即习惯做“1到100”的创新，而多数企业很少有决心或胆识投入基础研发，去做“0到1”的创新。

另一方面，我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保护知识生产的理念也不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逻辑是用生产获得利润，在形成很好的保护知识、尊重知识的氛围方面，却存在不少短板。事实上，当今世界顶尖企业基本都是靠知识产权竞争的，美国企业更是依靠引领行业的知识产权取得市场领先地位。

同时，中国不少企业认为基础创新需要有钱才能做，眼前的商业化机会才是最实用的，因此多数企业集中于具有明显商业化前景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上，而忽略研发周期较长、收益不稳定的基础研究。不少企业更善于模仿学习的“拿来主义”，更善于抓住行政垄断、优惠或补贴政策等机会获得商业利润，更愿意投资较高利润回报的房地产，或者利用低成本或规模优势制造产品。2016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2%，远低于美国（25.8%）、日本（46.7%）和韩国（57.7%）。正是由于我们缺乏基础研究投入，导致很多的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基础元件、基础材料，一旦遭遇技术“卡脖子”，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整个产业面临的重大核心问题。没有核心技术支撑我们的产业去创造更大的利润，难以成长出领导型企业，我们的产业就容易增长乏力，难以真正成熟起来。

如何提高我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水平？

一是要尊重知识产权。要改变每个人、每个企业家的观念，包括政府的观念，要让大家形成共识，认为知识是有产权的，必须要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允许一部分人通过知识致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总，那么从事基础研究的员工的知识产权更要去保护，并且要激励员工去生产知识。企业可以专门设置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部门，通过知识产权分红和股权激励，吸引一批科学家和科技人才。

二是企业要敢闯“无人区”。改变我们的固有思维，不是西方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在技术前沿上要有自己的想法。例如，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投入飞船基础研究探索载人火星。我们的企业家有没有这种抱负、有没有这种雄心、有没有这种梦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家不能光盯着眼前的商业化利益，更应该做一个有梦想的企业家，要敢闯“无人区”。一个大国，应当有一批企业做“0到1”的事情，另一批企业做“1到100”的事情，这才是相对科学的企业分工和布局。

三是政府要通过减税激励企业做基础研究。可以基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企业聘请科学家的薪水、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基础研究的费用以及企业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捐款，进行有力度的税收抵扣。这个指挥棒很重要，会自然引导企业转向基础研究的投入，同时也能避免创新补贴带来的资源误配。

四是企业基础研究最终还要依赖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水平的提高。我国高校的基础研究占研发费用支出的40%，这一数字在发达国家是60%-80%。因此，中国的高校也要向前沿基础研究和基础性学科倾斜，挖掘更多从“0到1”的故事。这是青年学者非常重要的使命，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们的实力，要发表顶尖学术论文，争取获得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同时，要建立起科学家与企业合作开展基础研究的激励机制，这不仅能够实现产学研基础研究合作，也能为企业培养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