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丝绸之路”这个古老的跨文化交际场域在当代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焦点。中国是丝路的开端，也是丝路学研究的重镇，但是目前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重心仍在欧亚大陆，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丝绸之路非洲段的介绍与研究，相较于亚欧段而言仍显不足。与此同时，非洲学界对传统丝路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也着墨甚少。为了使中国和非洲人民可以同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样，实现民心相通、互利共赢，构建中非双方共同的丝路对话场域，便成为双方学界的当务之急。本文以14世纪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撰写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为研究对象，试从文学与社会文化视角，挖掘该游记与伊本·白图泰其人在中非丝路交往中的深层次价值，探究中非共建丝路研究对话空间的可能性。

【关键词】伊本·白图泰 中非关系 丝路学 非洲丝路研究

“丝绸之路”及“丝路学”概念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集考古学、考据学、文学、地理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场域。世界各国的学者在这一学术场域中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与成果，为沿线各国的交流互通提供各种各样的参考与契机。在传统丝路学领域里，以中国、欧洲各国、美国学者为主的各研究团队的研究工作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与之相对应，在丝绸之路远端的非洲学界的声音就略显微弱。非洲学界如何看待丝路学，如何看待以“丝绸之路”概念为核心的丝路学术场域，中国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如何与非洲学者共同构建丝路对话空间?要解答以上问题，必须先对非洲学界的丝路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伊本·白图泰游记》:非洲旅行家对丝绸之路的早期探索

《伊本·白图泰游记》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一生羁旅海外的总结。伊本·白图泰在公元14世纪时，借由前往麦加朝觐与“蒙古治世”的契机，在近30年的旅途中走遍了现今44个国家和地区，途中也到访了许多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国家。伊历725年7月2日星期四（即公元1325年6月14日，元泰定帝二年五月），22罗的伊本·白图泰孤身一人离别家人启程。他在当时科技不发达、交通不方便的困难条件下，仅凭个人的两条腿和马车、帆船等完成了人们难以想象的伟大壮举。他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在亚、非、欧洲进行了“长达21万公里”的旅行，足迹遍及44个国家和地区。伊本·白图泰不啻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旅行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他称为“在蒸汽机时代以前无人超越的旅行家”。这本游记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更是学者研究当时世界的历史人文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伊本·白图泰不仅在北非地区享有盛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家喻户晓。其游记的斯瓦希里语版更是与《基尔瓦编年史》（The Kilua chronicle）及《哈姆齐亚赞圣长诗》（Kaswida yaHamziyya）一道被誉为早期斯瓦希里语书面文学的启蒙作品。前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斯瓦希里语系主任姆洛克奇教授（Prof.Mulokozi）在其著作《斯瓦希里语文学导论》（Utangulizi ua Fasihi ya Kiswahili）中称，由于伊本·白图泰本人曾到访中国并留下珍贵记录，因此称大多数非洲读者对中国的印象始于伊本·白图泰也不为过。

阿拉伯语《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封面 图源自网络

此外，《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亦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早期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互通。同为知名的中世纪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马可·波罗从一开始便抱着截然不同的目的踏上了各自的航程。为了前往麦加朝觐，伊本·白图泰在21岁时就远离家乡，一路东去。而生于商人世家的马可·波罗自出生起便受到商人家庭的耳濡目染，背井离乡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商贸资源。这两位旅行家踏上异国他乡的目的不同，但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传播异域文化、促进人文交流的贡献。由于受到不同出行目的的驱使，这两位旅行家的游记亦各有千秋。马可·波罗侧重于受访地的资源和商机，伊本·白图泰则更关注跨文化交际中的人文交往和旅途中的奇闻。事实上，《马可·波罗游记》被无数的商人视作商业策划的“百科全书”，作为较早的一批享负盛名的描述丝绸之路的口述文学著作，其精准的距离探测法至今让人叹为观止。15世纪的航海家们通过参考《马可·波罗游记》规划前往印度的航海行程，各地商人们通过参考《马可·波罗游记》规划开拓新市场的基地，然而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把中国描述为“遍地是黄金”的地方。不同于《马可·波罗游记》的蕴含商业性，《伊本·白图泰游记》在人文交流方面别具一格。《伊本·白图泰游记》在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的同时，还将人们的目光引到了遥远的亚欧大陆。《伊本·白图泰游记》为读者描述了14世纪不同国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习俗，详细记载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北非、西亚直至远东的生活景象。19世纪以来，这部用阿拉伯语编撰的传世之作已被译成葡、英、法、德、俄、日等15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非洲旅行家亲历的历史记载，其在北非直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不言而喻。

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有关中国的内容相较全书来讲占比不大，主要集中在旅途的末尾，共13节。在这13节中，作者翔实地记录了当时看到的中国风貌，特别是彼时中国（元朝）对异邦人士和异国宗教的包容，对中外文化交流抒发了许多个人感受。值得注意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虽然在19世纪才被西欧学者重视，但早在15世纪，东非斯瓦希里海岸就已经有斯瓦希里语版的游记译本流传。这一信息也表明，非洲读者对丝绸之路场域（也许彼时还未有这一专门概念）的认知或许要比欧洲学者想象得更早。遗憾的是，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洲文脉的破坏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非洲本土了解丝路、研究丝路的可能性。特别是实现民族独立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见度最高的非洲作家往往以阿契贝、库切、索因卡、恩古吉等，即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写作的作者为主，进一步弱化了本土语言在非洲文学研究中的空间。这种现象从文学研究领域蔓延至整个非洲研究领域，使得非洲本土话语在全球非洲研究的框架下反而被边缘化。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要对斯瓦希里语等非洲本土话语知识体系加以重视，进一步发掘非洲原本就存在的本土知识，这样才有可能绕开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知识体系，搭建中非之间真正平等对话的学术场域。《伊本·白图泰游记》作为非洲旅行家丈量世界的重要文化标尺，其重要性对中非学者而言十分突出。

（中略）

结语

2020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这一重要的人文概念已伴随“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学术圈，走入相关国家人民的生活中。与此同时，有关丝路学或丝绸之路场域的研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亟须中国学者发声，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国际经贸合作在当下的非洲社会的优先度高于学术人文交流，相较于推动构建更高层次的人文共识，非洲学界还停留在“猜疑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初步阶段。中资企业及相关经贸合作项目已经先一步在非洲大陆遍地开花，然而也在中非社会互动中引发了一系列新情况与新问题。解决当下双方在互动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势必挤压构建中非双方围绕“丝绸之路”这一综合历史人文场域的深入交流。

第二，殖民者对非洲历史的毁灭性破坏使中非之间围绕丝绸之路贸易带的互动中止了数百年。在这段时间内，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且在非洲各国取得民族独立后，依然通过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学术话语继续影响非洲学界的学术发展路径。例如，当代世界文坛上闻名遐迩的非洲作家奇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奇曼达·阿蒂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等无一不是使用欧洲殖民者的语言书写的作家，用独立于欧洲文学评价体系以外的本土语言书写的非洲作家迄今为止基本无法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中。由西方学术知识体系塑造起来的非洲学者缺少对中国，甚至对东亚地区的系统性研究积累与兴趣，更不必说对“丝绸之路”历史场域的记录与挖掘。

第三，中国学者与非洲学者之间尚未形成建立在历史维度之上的交流机制。尽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国与非洲加强了全方位的联系与合作，学术界也积极响应号召，成立了许多以非洲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甚至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基础上举行了中非智库论坛等学术交流盛会，但是这些机构与交流活动与非洲学界一样，对中非之间合作交流的研究仍缺少突破性进展。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在构建非洲丝绸之路研究的过程中，特别需要采取更主动的姿态，积极发挥中国在丝路学研究领域内的龙头作用。通过《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样诞生于殖民时期之前，中非双方共有的珍贵文献来构建中非双方直接对话的学术场域，无疑是摆脱西方中心论、建立中非学者直接对话场域的最佳途径。

非洲各国民族独立浪潮已经过去五十余年，在此期间，殖民主义的“幽灵”依然盘旋在这片古老大陆的上空。无数非洲学者、政治家试图通过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路径为非洲国家争取去殖民化。但是这些尝试本身又处在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中，由此形成了在“前殖民者知识体系下的去殖民化尝试”，其结果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非洲学界对殖民时期之前的“丝绸之路”场域进行深入挖掘，探究双方在丝路空间中对话的可能性，对非洲国家的去殖民化实践无疑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是中非学者更加重视非洲本土文化的研究与发掘，努力塑造非洲本土学术话语，真正实现“去殖民化”，进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实现“民心相通”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