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德斌 祝 影

通过对世界著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践的考察，从发展驱动力、机构来源、产业类型三个维度总结其发展的共性特征，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三维发展模式。基于这一模式，分析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城市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短板及未来发展方向。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任何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地方创新系统与全球创新网络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各自发展特征和态势既因其自身地域性特征的差异性而具有独特的个性，不同城市之间也因其发展路径的相似性而表现出相对一致的共性。发现和总结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共性特征即发展模式，是深刻认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规律的基本内容，也是研究制定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战略的基础。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

与发展的差异性

对世界著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其个性和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发展驱动力、机构来源、产业类型三个维度[1]。依据这三个维度，可以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划分成若干类型。属于同一类型的城市，在一个和几个维度具有发展的相似性。

发展驱动力差异

根据发展驱动力的差异，可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为政府驱动主导型、大学驱动主导型和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三种类型。从科技创新中心的成长过程来看，处于成长初期的科技创新中心大多属于政府驱动主导型或大学驱动主导型，处于成熟期的科技创新中心大多属于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

政府驱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往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动来推动城市功能向科技创新转型和升级。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为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设计远景规划，制定激励创新创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确定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建立和完善科学和教育设施，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支持创新，等等。

大学驱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以城市具有众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为前提，通过规模化的基础研究和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推动城市科技产业发展。此模式强调大学的先发驱动作用及其产业聚集作用，即大学是先于产业聚集区存在的，是由大学的人才输出与知识外溢而形成的科技产业集聚。大学对科技创新发展的驱动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知识外溢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

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基于城市创新资源禀赋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这种模式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要素的组织者和创新过程的管理者，发挥着发现机会、整合资源、承担风险、创造价值的职能。在市场机制主导下，企业家和企业家群体通过自发性和自组织性行为构建起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生态系统，并通过集聚效应和产业链传导机制使城市科技产业不断壮大升级。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初期，政府往往采取多种政策措施以促进城市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产业的发展。例如，美国北卡研究三角园区最初就是由政府主导发展起来的，是美国第一个由政府牵头成立的工业园区。硅谷的发展也经历了这一过程，其早期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大学和政府，后期则主要靠企业驱动。目前，发达国家一些传统经济中心城市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过程中，其初始驱动力也主要是来自政府，如目前正在向科技创新中心转型的纽约和伦敦。

机构来源差异

根据主体机构来源，可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为内生型、外源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

内生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该城市的创新机构主要生成于本土。这些本土的创新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承担着关键角色，科学发现和知识产出主要依托本土大学和科研院所，技术创新和应用主要依托本土的企业和研究机构，科技创新所需要的资本和服务也主要由本土专业服务商提供。简而言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主要以自立自强的内生创新来实现，其创新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城市或区域内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属于内生型，如硅谷、波士顿、东京、慕尼黑、哥本哈根等。

外源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外来创新机构在城市创新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科技全球化的强化，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正在介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而新兴国家或地区也正是借助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依托区域优势，吸引外来资源，推动本地的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属于此类，支撑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机构大多来源于国外或区外，如新加坡、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发达国家也有部分科技创新中心属于外源型，如英国伦敦、美国北卡研究三角园区。不过，这类科技创新中心主要还是依托本地世界一流顶尖大学等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来吸引外来机构的。

混和型是介于内生型和外源型之间的一种类型，混合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本土创新机构和外来创新机构共同承担城市科技创新的主体功能。由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开放合作的全球创新网络中，混合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最为常见的形态。任何一个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都不可能仅仅依靠本土的创新资源和机构，也不可能仅仅凭借外来的创新资源和机构，内生的本土机构和外源的外来机构往往共同作用科技创新中心的孕育和成长。

从演化过程来看，外源型和内生型科技创新中心均有向混合型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趋向，但混合型并非一定是科技创新中心演化的终极状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虽然在启动孕育和成长的阶段可以借助外来力量实现起步和飞跃，但始终需要将修炼内功、提升内力放在第一位，一个发展到成熟状态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其本土机构的科技创新实力必然是举足轻重、不可轻忽的。

产业类型差异

按照城市产业类型的差异，可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分为高技术产业型、传统产业型和综合产业型三种类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同样离不开产业的发展，由技术优势到产业优势进而形成区域优势，在区域发展历程中几成定势。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一国之内的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空间层面上形成的，从根本上无法脱离城市原有的产业优势和产业基础[2]。

高技术产业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指那些高技术产业占据主导或优势的城市。从理论上说，高技术产业型的科技创新中心按其主导产业构成情况又可分为多样型和单一型两类。比如，硅谷属于典型的多样型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美国的波士顿、丹麦的哥本哈根、芬兰的赫尔辛基、印度的班加罗尔则属于单一型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其中波士顿以生物技术为主，哥本哈根以新能源和低碳产业为特色，班加罗尔以软件产业研发为主。

传统产业型的科技创新中心是指那些以高技术武装起来的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城市。这里的传统产业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是指经由高新技术改造升级后的传统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其技术先进性和密集度并不输于高技术产业。事实上，有不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都是基于原有的传统产业优势形成的。理论上而言，传统产业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按其主导产业的构成同样可以分为多样型和单一型两类。如德国慕尼黑就属于多样型的传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底特律则属于单一型的传统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综合产业型的科技创新中心，即主导产业既有高技术产业，也有传统产业，典型的如日本东京，美国芝加哥、休斯顿，德国柏林等，如休斯敦在传统石油石化产业基础上发展起较大规模的航天、电子、生物工程和医疗等新兴产业。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路径都是在原有的优势产业基础上，推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从而在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兴需求之间建立联系。慕尼黑ICT产业的优势培育方式就体现了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与融合。

综合产业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不仅仅是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共同作用于科技创新中心发展，而是更加侧重于支撑科技创新中心的多种产业实现耦合协同。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实践中，单一产业很难独立支撑城市发展，往往需要其他产业的联动配合。某一个或几个产业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城市产业经济系统的良性运转，各个产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真正推动城市产业发展优势的形成[3]。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

三维发展模式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其分异基本发生在发展驱动力、机构来源和产业类型三个纬度。从这三个纬度可以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定位的三维模式。其中，X轴表示科技创新中心机构来源的差异，坐标空间分为外源型、混合型和内生型三个区间。Y轴刻画科技创新中心发展驱动力的差异，分为政府驱动主导型、大学驱动主导型和企业（市场）驱动主导型。Z轴刻画科技创新中心产业类型的差异，分为综合产业型、高技术产业型和传统产业型三个区间。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三维发展模式为分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发展、类型、功能及地位提供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工具，通过对其发展动力机制、产业领域以及主体机构来源的考察，能基本判断某个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及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的发展确定方向。例如，在X轴的方向上要形成向混合型发展的动力就必须提升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创新的技术水平；在Y轴方向上的发展则需要根据发展阶段来调整动力来源；在Z轴方向上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应综合考虑科技创新中心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未来方向，确定科技创新中心具体的产业发展领域。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三维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践意义在于：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可以从创新驱动力、创新主体和创新产业领域三个方面入手。创新驱动力与发展阶段有关，在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早期阶段往往需要借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推动，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培育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龙头企业，使城市发展进入以市场或企业驱动的发展阶段。就创新主体来说，后进地区往往借助政府的作用，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以此带动地方创新发展，但这种以外源型机构为主形成的科技创新中心在功能上是以集聚为主，很难形成强大的对外辐射力，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提高本地科技创新中心的势能，必须培育本土创新企业，通过本土企业的对外创新活动来扩大其全球辐射力。一个地方的创新产业方向则需要结合本地的特定优势、产业基础和世界产业发展趋势来考虑。越是地方的，越是全球的。每个地方都有适合不同产业发展的优势，顺应世界潮流，因地制宜地确定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选择。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发展的中国实践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模式的建立是一项理论工作，但建立模式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这在中国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践中尤其需要关注。目前，在澳大利亚2thinknow的创新城市指数排名中，上海、北京、深圳是中国进入第一等级支配型（NEXUS）的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中国实践，可以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三维模式理论模型互相印证，但需要指出，理论上的模式在现实中很难泾渭分明，往往呈现出多种特征交织在一起的混沌状态。

北京：建设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具有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天然地成为各类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地。多年来北京在研发资金投入、研发强度方面稳居全国第一，拥有的双一流大学和科研人才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的榜单中，北京自2016年起就稳居科研城市榜首，科研实力令世界瞩目。

从发展驱动力看，北京集聚着大量的创新主体，但仍然高度依赖于政府驱动。近年来，相继出台《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行动计划》《北京“十四五”时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十四五”时期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建设规划》，围绕信息、生命、能源等领域，全力培育打造中关村、昌平、怀柔国家实验室；颁布实施了支持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实施办法，建设量子、脑科学、人工智能、应用数学等领域全新体制新型研发机构；布局了12个超算中心、46台全球算力500强的超级计算机以及凤凰工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19个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汽车、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一批科研平台；制定高精尖产业“10 3”政策、中关村示范区“1 5”系列资金支持政策，推进高新企业发展“三大工程”、科技服务业“双百”工程和创投集聚区建设。

从机构来源看，北京的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极多，其中双一流高校达34所，居全国之最，在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北京有16所大学上榜，约占全国上榜高校总数的30%。同时，北京拥有400多家科研机构，其中隶属中央的科研机构约占80%。此外，还有3000多家企业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北京的企业以国企居多，2021年国资占比达55%以上，外资占比为39%。因此，北京的机构来源类型以内生型为主，外来机构也有一定贡献。

从产业类型看，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产业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已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为中心的两大引领国际的支柱产业，以及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与装备、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四大特色优势产业。

当然，北京也存在原始创新不足、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不明显、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深度不够等战略短板。作为首都，北京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关乎“国之大者”，应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着力于发挥自身特有优势，瞄准创建世界科学中心的目标，主动承担基础创新重任，示范和带动全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作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历次发展战略规划都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目标要求，尤其是 2015年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面启动以来，上海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得益彰、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一体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实现良好开局，科技创新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加速提升。

从发展驱动力来看，上海目前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政府。首先，为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进组和人才发展推进组，形成了“2 X”工作推进机制；后又成立了由市长任主任的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办公室和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顶层设计、统筹管理体制更加健全。其次，上海围绕促进成果转化、政府管理创新、科技金融结合等关键环节，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了初步成效。在人才政策方面，先后实施了人才高峰工程、国际人才蓄水池工程，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新政，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效应明显。

从机构来源看，上海各类创新主体能级持续提升，2019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7 万家，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近 20 个，国家大学科技园 14 家，众创空间 500 余家，在孵和服务中小科技企业和团队近 3 万家（个）。截至 2020 年底，累计上市企业 215 家，在科创板上市的上海企业 37 家，募集资金和市值均居全国首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在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创新主体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上海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行业控制性的创新“引擎”企业，与北京、深圳等国内城市存在明显差距。目前，深圳拥有华为、中兴，北京拥有联想、小米等国内外知名创新型企业，而上海则尚未形成行业性龙头创新企业。

从产业类型看，上海产业新旧动能加快转换，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2019 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 20%，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药获批上市量约占全国总量的 1/3，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全国约 1/3的相关人才。同时，上海在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汽车与船舶、航空航天等产业领域技术优势明显。传统产业加速拥抱数字经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混合发展的局面已然形成。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下一步工作，既要瞄准短板问题，更要着眼长远发展，要坚持全球视野和国际标准，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把科技研发作为城市经济的主导产业，把培育创新“引擎”企业和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重点任务，持之以恒，持续推进。

深圳：建设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引擎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制度优势和产业优势，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创新创业环境氛围浓厚，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引擎”，已具有高度的创新国际影响力。

从发展驱动力看，深圳已形成企业（市场）驱动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则创造了优质高效的制度环境。深圳企业创新能力首屈一指，高新技术企业更是深圳突出优势，具有一批极具活力的产业科技创新的引擎企业，也是科技创新投入的主力军。据统计，深圳2020年有1865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仅次于北京；拥有华为、腾讯等十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政府则发挥改革开放示范区的制度优势，推出科技改革22条创新举措，推行项目推荐“悬赏制”、评审专家“邀请制”、项目评审“主审制”、项目经费“包干制”等激发创新创造力的举措，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出台营商环境改革条例，保护创新成果。

从机构来源看，深圳基本呈现以内生机构为主、外源机构为辅的局面。大型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十分充足，华为在2020年研发经费投入超过1400亿元，居全国企业首位，世界500强企业第三位；腾讯公司研发经费投入接近390亿元，位列全国第三。此外，深圳还有诺贝尔奖实验室11家、基础研究机构12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4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46家，各类创新载体总量突破2642家。外资企业也是深圳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级人才储备不足，外资研发活动不如上海、北京活跃。

从产业类型看，深圳已形成以高新技术发展为主导的综合发展格局。2020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前十大行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制造业。

深圳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备地理区位、创新要素和经济实力等优势和良好的机遇，但也面临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能力偏弱等挑战，应充分把握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发挥优势、直面挑战、弥补短板，将建设原始创新策源地、科技创新共同体作为战略目标，优化区域创新环境，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切实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杜德斌，教授；祝影，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 ，上海，200062。

Du Debin,Professor; Zhu Ying, Guest Researcher: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1] 杜德斌.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动力与模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祝影, 涂琪.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产业结构特征——来自美国34个大都市区的证据.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2): 29-36.

[3]祝影, 郑磊, 王露露, 等. 全球创新城市优势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美国36个大都市区的实证. 世界地理研究, 2019, 28(5): 118-129.

关键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三维发展模式 上海 北京 深圳■

本文刊载于2022年第74卷第4期《科学》杂志（P11-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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