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遗传资源权属安排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其合理利用和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提供基础。在国际法层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是履行2010年《卡塔赫纳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的要求⑳。我国目前尚未针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定专门的法律，现有与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有关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种子法》《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种子法》对种质资源的获取、批准、登记、权利归属等程序性事项作出了原则性安排；《畜牧法》要求畜禽遗传资源的输出必须向相关行政部门事先提出申请，且应当提出惠益分享的方案。在行政法规层面，我国目前制定并实施了《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的审批办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等，主要通过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为监督和管理相关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我国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还积极推进地方立法，制定了一些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地方性法规㉑。在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方面，相关法律规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之中，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对传统知识实行登记制度及对传统知识进行集体管理等。此外，2014年原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国家技术标准㉒。

然而，由于缺少综合性的生物安全立法和专门的生物遗传资源立法，且关于生物遗传资源特有的管理制度不完善，使得我国即使长期作为遗传资源的提供国，在国际上也难以公平合理地获得相关惠益㉓，同时在国内层面也无法有效实现有关法律主体的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事实上，这也是造成我国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和丧失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应根据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基于生物遗传资源价值选择的内在要求和资源权属制度安排，形成科学合理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在此方面，《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了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制度，可供我国参考㉔。

事先知情同意，是指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须事先经过资源所属国主管部门的同意。事先知情同意制度是贯彻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落实生物遗传资源所有权制度、确保生物遗传资源安全最重要的途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波恩准则》等国际法文件对事先知情同意均作出了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旨在保障生物遗传资源利用者能全面掌握遗传资源的性质、其潜在的用途及经济价值等方面的更为丰富的信息㉕。这一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事先”是对时间节点的要求，规定了获取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主体向生物遗传资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的时间必须在其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之前；“知情”是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的前提条件，申请主体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供详细的申请材料，主要内容包括获取和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相关主体的信息、拟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信息、采集遗传资源的活动计划、惠益分享方案等内容。

共同商定条件，是指拟获取和使用生物遗传资源的申请方和资源的提供方，应当对资源获取和使用的相关事项达成合意。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申请人在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后，若主管部门同意，则申请方与提供方应就遗传资源的采集、利用和惠益分享方案展开协商，只有双方达成一致并形成书面协议后方可继续开展相关活动。共同商定条件所达成的协议，是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我国可以借鉴《波恩准则》的规定和建议，结合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和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及安全保障的实际需要，对参与协商的法律主体作出规定，明确协商程序、具体内容、惠益分享的条件、惠益类型以及其他具体实施方面的问题。共同商定条件有助于为经济和技术实力等方面存在悬殊的生物遗传资源利用者和提供者创设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双方可在法律地位平等和信息对称的基础上对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和自主安排，从而用法律上的形式正义来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我国在健全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过程中，应着重关注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惠益分享的主体。除了作为资源所有人的国家之外，还应包括有关的地方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并将这些利益相关方作为惠益分享的主体；二是惠益分享的形式。用于分享的惠益包括货币和非货币惠益两种形式。在协商惠益分享条件时，对可能推动遗传资源原产地能力建设的惠益形式应特别关注；三是建立合同机制，开展示范与指导。除以学术为目的的我国单位和个人外，均应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获得批准后，签订《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合同》。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惠益分享实践并不为社会所熟知，因此主管部门应制定《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示范合同》，以推动惠益分享的顺利开展。

四、生物入侵防范机制

如果说生物遗传资源的权属安排和惠益分享是针对其安全保障内容中资源利用的积极性制度安排，那么与之相对应的生物入侵防范则是消极层面的风险预防性措施。生物入侵，是指经人为干预而将非原生地区的物种引入后，在自然条件下建立种群并对本地性质相异的生态系统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的现象㉖。引发生物入侵问题的是外来入侵物种㉗，入侵的外来物种大多具有生态适应能力强、繁殖能力强、传播能力强等特点㉘。生物入侵将打破既有的生态平衡，对生态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并对各方面造成损失和损害。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安全而言，生物入侵威胁遗传资源赖以存在的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尤其是可能对赋存其中的物种的安全产生负面影响。也正因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应对有可能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外来物种进行预防、控制或根除㉙。

在价值理念层面，生物遗传资源法制之效率价值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在生物遗传资源及其依存的物种资源利用过程中要虑及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负面影响，由此便使得生物入侵防范成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的必要内容。同时，生物入侵所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以及对本地物种构成的威胁，也对资源所有权制度安排的生态基础构成负面影响，因而在法制层面应对生物入侵尤为必要。

为了应对生物入侵，我国已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加强对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监督管理。这些立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种子法》《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下位阶立法。依托于这些立法，我国形成了应对生物入侵的法律制度，其中既包括生态法领域的一般制度，也包括名录制度、检疫检验制度、引种许可制度等适用于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的特别制度。这些法律制度在防范生物入侵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立法目的、制度内容等方面均存在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在立法目的层面，一些立法规定了检疫检验制度，但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生物安全保障并非其初衷，而是以控制外来物种带来的病虫害为目标，这直接影响到法律制度在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护中作用的发挥。在制度内容层面，现有的相关立法大多侧重于防范无意引种，包括无意引进的杂草、病虫害和传染病等，但对有意引种的控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且风险评估、管理、监测和应急机制在现有立法中的体现不够明晰。

为此，一方面应健全外来物种入侵防范机制。应以生物安全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充分考虑有意引入的外来物种对本地性质相异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的威胁，对拟引进外来物种进行严格的论证，并提出相应的科学建议。同时，应进一步关注对生物遗传资源安全的影响，完善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制度、引种许可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并完善名录的动态调整机制，对外来物种进行跟踪评价监测，建立全面的监测预警体系，一旦发现外来物种对当地生态系统安全具有威胁的可能性，立即启动应急措施，将生物入侵引起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应加强生物遗传资源调查。应基于遗传资源国家主权原则，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对于重点地区的重要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展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持续性地整理和分析数据信息，建立和完善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数据库和信息系统。这些措施有助于及时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物物种资源和相关的生物遗传资源的负面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性、管控性或者补救性措施。

五、结语

对于生物安全法治建设而言，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在内容上不仅涉及资源安全，同时也涉及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对国家安全的维护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生物遗传资源在法律上的权属安排，还是基于国家政策、法律和区域性实践形成的惠益分享制度安排，抑或基于资源赋存安全性角度继续加强生物入侵防范，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的诸多核心方面均体现出风险社会语境下应对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的内在要求㉚。同时，由于传统知识与生物遗传资源的密切关联性，二者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必然会遭遇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张力亦需要谨慎协调和平衡㉛。这些因素对生物安全法治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加强生物遗传资源安全保障，是进一步健全生物安全法治的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与之对应的狭义上的“生物安全”，是指人类的生命和健康、生物的正常生存以及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和功能不受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活动侵害的状态。

②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参见李大光：《国家安全》，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③生物多样性三个层次指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遗传多样性。

④⑤《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8条。

⑥于文轩：《生物安全立法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4页。

⑦[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

⑧张文显：《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⑨[加]詹姆斯·D·盖斯福德等：《生物技术经济学》，黄祖辉、马述忠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3、68、82-87页。

⑩[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⑪蒋志刚：《生物遗传资源的元所有权、衍生所有权和修饰权》，《生物多样性》，2005年第4期。

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

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

⑭《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8-11条。

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9条。

⑯Glowka, L., F.Burhenne-Guilmin, and H.Synge.1994.A Guide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UCN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Paper No.30. Gland, Switzerland ; Cambridge, U.K. ; and Bonn, Germany: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⑰事实上，即使依照作为生物遗传资源赋存载体的物种资源的权属规定，也难以处理管理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我国目前在针对部分两栖动物遗传资源管理中，“在河里时归水利局管，到岸上即属林业局管”，这种情形不利于生物遗传资源安全和有效管理。王镥权、赵富伟：《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立法模式路径选择》，《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⑱武建勇、薛达元：《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立法的重要问题》，《生物多样性》，2017年第11期。

⑲William Fisher. Theori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New Essays in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Theory of Property, S.Munzer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⑳Gouvernement du Canada. Ressources génétiques: Accès et partage des avantages, dernière visite 26 février 2020.

㉑例如，《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广西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办法（草案）》，以及已通过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

㉒薛达元：《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展望》，《生物多样性》，2019年7期。

㉓于文轩：《生物多样性政策与立法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㉔《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16条。

㉕秦天宝：《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㉖于文轩：《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光明日报》，2020年2月22日，第7版。

㉗外来物种，是指原来在当地没有自然分布，经由人为干预引进的物种。外来入侵物种参见 Michel Pascal, OlivierLorvelec, Jean-Denis Vigne. Invasions biologiques et extinctions: 11000 ans d'histoire des vertébrés en France, Belin, 2006: 154; 外来入侵物种是外来物种中对本地生态系统构成威胁的物种。

㉘曾北危：《生物入侵》，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㉙《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条。

㉚关于制度性风险，参见[英]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㉛钱俊生、曾林：《技术理性的人文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8期。

作者简介

于文轩，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牟桐，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投稿邮箱：ierl_cup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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