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病人家属，请来一下》之后，医生、科普作家王兴的医疗科普新作《医生，你在想什么》上架。在书中，王兴从实际经验出发，列出了患者在选择医院、面对医生时的许多问题，试图帮助患者建立一种“医学思维”，尽力减少患者和医生之间不必要的误解，从而实现“有效的医疗”。

近日，王兴接受新黄河专访，谈新书的写作，谈当下我们对医学知识、医疗新闻热点应该有的正确理解。在他看来，一切疾病都有概率发生，我们无法简单归因，更没有必要因此恐慌。

医患双方整合理解信息的能力不同

医生也是基于对疾病、医学、医疗的基础认知，才训练出属于医生的一套思维方式。一旦普通人对于这种思维方式有更多的理解，恐慌和不安就会减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分析与决策，从而实现‘有效的医疗’。因此，学会医学思维，可能是普通人与医生之间最短的距离。

——《医生，你在想什么》

新黄河：您在新书中提到了“医学思维”，对普通人来说，医学思维和医学知识哪个更重要？

王兴：我在书里也写过，随着信息的开放，医学知识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一个人来到医院和他的医生沟通之前，他可以轻松地通过网络对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更有能力者可以通过一些数据库了解到目前所有最新的文献综述。理论上讲，病人在对信息的获取上是一样的，信息不对等更多来源于医患双方整合理解的能力不同，而非信息获取本身。

当很多人拿着一些文献来说这个治疗方法对不对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在知识的处理上跟医生还是不一样。一方面，普通人可能会更高看某个文献的力量，比如说某天某权威杂志发表了一篇新文章，说什么基因可以导致直肠癌的发生发展，但其实它需要有这样的大量文章在一起才会变成一种共识，有大量共识在一起，才会由这个行业的权威组织或机构来制定为指南，然后再有大量、常年的证据积累之后，在指南上的级别才会上升，比如说从三类的证据变成一类的证据，但即便是这样，在很多年之后，有些指南依然会被推翻。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绝大多数医生都不会按照最新的、最激进的指南去操作，因为它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一般这种刚刚出现的指南都不会被立刻在临床执行。所以，如果某天看到《Science》《Nature》一些新文章，我们当然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爆炸性新闻。

就是说，思维可能更实际。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年轻人如果感冒了，一些老人可能就会劝我们让吃药，但是现在很多老人就慢慢地不再有这种观念了，他们意识到不吃药也能好，本质上把吃药这件事拆解了，他们注意到感冒药主要是缓解感冒症状，让人能够在一个相对舒服的状态下自然地度过感冒时间。这其实就是一种医学思维，就是病并不一定是靠某种药物治疗好的，也可能是靠我们人体的自然修复能力痊愈的，而医学可能就是提供了一个在自然恢复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助力。

新黄河：为什么反而是很多医学专业人士一直在主张对医学“祛魅”？

王兴：就是因为了解。我说医学思维里有两种类别：一种是极限思维，另一种是理性思维。比如被鱼刺卡到，即便是我们自己偶尔，包括我们小时候也会吃一口馒头把它压下去，但是我们不会建议别人这样做，因为我们见过极端案例，鱼刺卡到血管造成猝死，这就叫极限思维。理性思维就是包括我们做手术、治疗疾病，做了很多了，那可能我们自己也知道很多病是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的，像在我门诊经常看的肋软骨炎，就是肋骨处突然间有点疼，疼了几天几周也不好，但它可能过三个月就会好。我们做多了之后，自然会知道自己做医生的一个边界在哪里。可能只对这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疾病，我们是很有办法的，像是早期肺癌，我们觉得很有把握，可以有一个很高的治愈率。还有一些疾病我们能做一些事情，但没什么把握，像是中晚期肺癌，那就尽可能做点帮助，也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好，但很多人好不了。就像晚期或极晚期的肺癌，我们可能就没什么办法，能做的就是对病人的一些安慰，或者缓解症状。我们做得多一些，了解得多一些，才知道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而不了解的时候，总会寄希望于医学有办法。

王兴

它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事实

尽管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日益增多，疾病很多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只能用运气和概率来理解。‘运气’揭示了命运的不可控，但其实拆解‘运气’本就是科学进步的方向——发现更多的病因。

——《医生，你在想什么》

新黄河：培养普通人的“医学思维”是您近些年来坚持做医学科普的最终目标吗？

王兴：谈目标倒不一定，因为我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或者我要通过什么事情去改变什么、做到什么，这本书其实也写得有点冒险，我只是说做一个探讨。

这几年，我觉得很多人有了一定的医学思维了，对医疗的局限性都有一些了解了。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让更多的人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有一定判断，不是说判断自己该怎么治病，而是大概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比如前边提到的看到某篇新研究成果的文章就觉得看到曙光了，但其实它距离临床实践还很远。包括我的朋友给我转来的社交网络热搜话题“胃癌都是吃出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当然是吃出来的，如果不吃饭的话，活不到能得胃癌的那一天，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就把原因归到“吃”这一点，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到底该怎么吃呢，大家无非就是按照一般的说法，自己在家里吃的更健康、更干净一点，少油、少盐，但是这样就会有无数的反例，有些胃癌患者一直在家就是这样吃的。

所以，在医学思维里有一个概率思维，一切疾病的都有概率发生的，就是说，我们当然理解要保持一定的健康生活习惯，但是也不能把它等同为只要我们保持了好的生活习惯就不会得病，当然也更不能把它等同为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那就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而不是事实。比如说，如果一个小姑娘二三十岁得了胃癌，那么一些公号文章的题目一定是她吃外卖、吃夜宵、熬夜加班所以才这么年轻就得胃癌。这种大家肯定会愿意转发，但是转发不代表它是科学的。它如果能够引导人们能够更健康的生活，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信息造成过度的恐慌和焦虑，特别这种恐慌和焦虑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就更没必要了。

比如烧烤致癌这个事实都知道，那到底什么样程度的烧烤可以吃，一周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两次、三次都完全没有问题，又不是一天三顿吃烧烤。还有路边摊、腌菜等，我们又不是每天吃。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拒绝执行某一个比较有害的生活习惯，像是抽烟、嚼槟榔等，那可能从概率上就减少了一点患病的风险，但是它依旧不能够意味着我们就不会得病。除了生活习惯之外，我们还有基因遗传的因素，那都可能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得病在医生看来，玄学上是命，数学上是概率。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个概率思维，能够理解疾病的发生，那就会自然把很多事情给淡化。

新黄河：为什么现在癌症呈现年轻化的态势？

王兴：其实我们目前说的癌症年轻化，有这么几种类型是比较常见的，甲状腺癌、胃癌、肺癌。甲状腺癌的年轻化最大程度还是来源于检查的普及，以前B超检查没有普及的时候，可能感觉到肿胀才能看到甲状腺的包块，那现在通过B超检查，可能结节在2毫米、3毫米、4毫米、8毫米的时候就发现了，本来在60岁进行手术，现在提前到了30岁，所以显得年轻化了。同理还有肺癌，肺癌早期也是要经过很多年才能发展到我们通过胸片看到的状态，比如说以前病人五六十岁时通过胸片发现的一个肿块，可能在他二三十岁时就开始长了，所以它的年轻化也体现的是体检筛查的普及化。

我觉得这个年轻化的状态，百分之八九十源于体检的普及化，至于其他的因素，我们医生很难回答，因为它属于流行病学的范畴，通过大样本的流行病学追踪随访才能够获得结论。举个例子，我们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到底对脑神经的肿瘤会不会有影响，那可能就需要流行病学专家通过几万、几十万的人群去追踪放手机和不放手机的差别，但是这两类人群内部可能还有非常多的不同点，都可能会影响这个病的发生概率，这个研究领域比我们想得更复杂一点。所以，我们常在社交网络看到一些刊物发的一些文章，说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怎么样，比如肥胖的人更容易怎么样，其实都是这种流行病学的研究，它未必代表绝对真理，我们只能通过它获得一种可能性，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指导，但不是绝对知道。医生看这些文章比大多数普通人还是会更理性一点，甚至会给这些文章挑错。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还是尽可能过得更轻松、更快乐一点吧，生活已经很辛苦了，如果再说我们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就真的太难过了。

希望能够减少非必要的误解

医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医疗也不会。当然，我认为大多数病人在看待医生时‘看病’还是‘看人’问题的时候，都没有期待医生会将这世界上全部的疾病和你全部的需求都考虑在内并得出一个完美答案，只是希望他能够在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疾病，普通的人’来进行机械的手术和开药之外，对于你能有多一些含人情味的关怀，我想这就已经是有效的医疗了。

——《医生，你在想什么》

新黄河：医生真的比患者更懂患者吗？您被患者误解过吗？

王兴：这本书里面，其实医生和患者的身份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因为医生也可能成为患者，一些医生成为患者之后一样可能会有一些医患纠纷和矛盾，甚至可能会比普通患者还容易产生矛盾，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医疗本来应该怎么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位护士她自己会抽血，但她去了另一家医院，那里的护士为她抽血没有抽出来，或者没她技术好，她自然就会有情绪，认为那边就不专业。所以，医生和患者不是天然的一个就懂，一个就闹，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可能换了一个身份之后变了一个样子，他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医生会在自己职业的范畴内，比刚得病的患者肯定更懂疾病的过程，就像有些朋友找我看肋软骨炎，我就告诉他们没事，这个病疼三个月都有可能，它的恢复时间可能是三周，也可能是三个月。我还会跟他们讲，我自己摔过肋骨之后也是三个月后才完全不疼了，头一个月也很疼，他们一听那医生自己得过也是这样子，就放心回去了。

医生有点像上帝视角的这样一个存在，我们看过很多的病人，比如对一个手术，我们知道术后第二三天可以拔管，第四五天可以出院，出院后差不多两三个月一些咳嗽、疼痛的症状就会消失，每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舒服状态会持续出现，这就是所谓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没法通过看一本书来解决。

当然受到过误解。像有的病人，我建议他的肺结节不要手术，但是他自己焦虑就去其他地方进行手术了。实际上，一般六七毫米的结节，我们都不建议手术，一般至少8毫米，我们才会考虑处理，因为小于8毫米的结节一般不会出现转移，而且进展缓慢，所以我们的治疗就更保守一点，因为手术毕竟要有一个刀口，要有肺组织的损失，但是有的病人就不相信，非要去其他地方进行手术，然后跟我说这是癌，一种很早期的癌。但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结节很正常，我们也认为它是癌，只是它没有必要处理，有一部分患者可能再过几个月观察就没有了，这个病变就消失了，也有病人的结节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长大，也不需要手术。另外一部分病人的结节可能未来几年慢慢长大了，我们再进行手术也来得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认为对病人好，但是病人认为我们是误诊。每一个科室都有大量的这种问题，所以现在医患之间的这种误解其实是一个挺正常的事情。通过这本书里面的探讨，我们希望能够减少很多非必要的误解，在这些小问题上，我们能大概理解医生是一个怎样的思考逻辑。

我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误解都不是持续的，有些患者可能因为某一件事没有符合他的预期，但可能解释清楚之后，或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跟医生的关系又很融洽了，会比以前更认可医生。因此，在医患关系上，医也要保持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放到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去对待。我心目中理想的医患关系，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能够抛开钱的问题，完全是该怎么治怎么治，该怎么报销怎么报销，这个很重要，如果完全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会简单一大块，有些病人会下意识地甄别医生的治疗操作是不是为了赚钱。

新黄河：您是如何做好专职工作与科普工作的时间管理的？在从事医学科普的过程中有什么收获吗？

王兴：其实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时间，只是别人喜欢做一些他们喜欢做的事，我喜欢做的就是观察一些东西，然后在一定时间内集中把它写完。像我写一本科普书，基本都是在观察思考很久之后，找到一个我认为可写的选题，先做好目录大纲的框架，然后每天写，基本一个月的时间上就完成了，之前的《病人家属，请来一下》和现在的《医生，你在想什么》都是这样，我所有的书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月内写完，不会太久，因为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超过一个月，我就忘了我写的是啥了，只能尽快弄好。但是这一个月会很高效，故事、例子都已经收集好了，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也整理好了，包括一些理论也都整理好了，最后用我的方式快速表达出来。

我一直觉得我的收获比输出多，在和患者或读者共同成长的过程一直是边收获边输出的。比如说我会在平台上跟很多朋友和家属聊他们的一些困难，他们可能希望我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出一些主意，但在这个过程，我听到的都是特别真实又接地气的故事。他们不会把这些故事跟医生讲，这些很少发生在医院诊室的事给了我很多营养。还有通过看一些读者的来信或者评论，慢慢体会到到底哪些是他们需要的，哪些是我认为没什么可说的，但他们认为还挺有意思的，比如像手术室里的无菌布，我们医生都知道它盖在伤口周围就是为了无菌，但是有的病人会理解为盖一块布是为了防止他们偷学，或者偷看到医生在做什么，这些都挺有趣的。

还通过科普认识了很多朋友，除了医学的，还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等，打开了我的一些新视野，从更多角度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做好医疗工作。比如我现在也会留意自己专业的历史文献，去网上淘第一本《大众医学》杂志，看它的创刊号上写的内容，其中关于婚检就写得挺好，比我们现在看的一些科普文章写得都好，还发现当时就有陪诊师这个职业，帮助患者解决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