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自昆明—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以来，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结合得到更多的关注，目前生物多样性金融在国际上有什么好的实践经验，开展的过程中有什么挑战？

梁希：

相比碳定价议题而言，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更复杂、更具挑战的议题。生物多样性包括物种、基因和生态系统的三方面。全球一半以上GDP活动都依赖自然系统，但同时也影响或威胁生物多样性。昆蒙生多框架首次明确强调了生物多样性金融在实现其目标中的作用，并为资金动员设定了单独的目标（2030年30%生态目标得到修复3030目标；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填补生物多样性金融缺口）。

在金融机构层面，国际上有一些生多足迹评估工具被金融机构应用。比如GBS（全球生物多样性评分），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使用这个评分，对农产品投融资活动的静态及动态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展开评估。得出投资组合，静态影响是4.8 MSA/km2（平均物种丰富度）; 动态影响是0.06 MSA/km。除了GBS，还有BFFI、Biodiversity Risk Filter等工具。

国内生多项目融资也有不少案例。我们团队最近在为南平市环境局研究如何气候投融资工作，其中重点在考虑气候适应、生物多样性和国家公园建设。国内金融机构农发行、国开行、工行都为当地生态保护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工行南平分行以国家公园收费权抵押方式，提供了4.8亿人民币的生态保护贷款。在集团层面，工行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尽责调查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将中国内地贷款法人客户主体按照环境友好分4级12类。

生物多样性工作需要系统性的部署。在国家层面，在荷兰，由12家金融机构和2个社会组织组成的生物多样性工作组通过增加对保护和恢复工作的融资和投资，积极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该组织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下降对经济的重大影响，并主张进行大量投资来抵消这一趋势。他们每年分享有关生物多样性投资的计划和良好实践，并已开发了一条路线图，以协助金融机构对抗生物多样性损失。该工作组成员包括ABN Amro、ASN Bank、ING等，由NWB Bank的Lidwin van Velden领导。

在信息披露方面，2022年3月，由全球林冠（Global Canop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机构发起，联合35家金融机构和企业组成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NFD）制定并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框架（测试版）》（以下简称“TNFD框架”） 。这个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生多评估提供指引。

根据与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前期交流，生物多样性金融存在几方面挑战：

要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努力，逐步完善生多评估和测量办法，建立相关标准；建立生多数据库和细颗粒度的GIS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系统，共享这套系统；推动生多项目投融资创新，为生多修复项目找到匹配的现金流，撬动更多投融资资金流入；研究可行和有效的政策激励机制，提升激励机制的效率；建立全球目标、责任和分担，以及补偿机制，定期开展后评价。

今年巴西是G20的主席国，中国与巴西在气候变化和生多有紧密合作。去年中巴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到防毁林工作和气候投融资工作。把握好近期机会，近期共同推动一些务实可行的机制落地。国内企业、金融机构、协会也需要尽快开发和部署生多风险评估系统。

梁希，现任伦敦大学学院(UCL)巴莱特可持续建筑学院基建可持续转型长聘教授、院长助理，兼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和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碳中和专委会副主任，广东南方碳捕集与封存产业中心秘书长。梁希教授长期从事气候投融资、绿色金融、CCUS、碳排放管理与核查等专业领域研究和教学工作，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城市气候投融资路线图与气候金融加速器项目、世界银行网络碳市场(中国)项目等多个基金项目的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