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积极推动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三大体系建设，创新知识发展的路径和拓展知识增长的向度，是实现三大体系建设目标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没有对基本问题的持续关注，没有对自身基础理论的锤炼和争鸣，没有对前提性论述的批评性反思，学界就无法在学科知识体系上实现真正的创新发展。翻译的国家性是我国翻译学者开拓出的新研究维度，是对翻译作为国家行为和国家能力建设的理论认识。本文梳理了翻译学问题域的发展线索，辨析了翻译的国家性概念建立的事实基础，提出深化翻译的国家性研究的路径。

主题词：翻译的国家性；翻译学知识拓展；新向度

引 言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各学科正在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完成这一使命，知识体系建设是必要的前提。创新知识发展的路径，拓展知识增长的向度，是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观诸翻译学，目前学科初立，虽已名实兼备，但知识体系却远不完善。目前，以“学”命名的翻译学说林立，但有了新“学”并非意味着就获得了新的知识发展空间，在这些“学”之中，“只有小部分有原创性和传播性，推动着译学进步；大多无用或基本无用，给翻译研究带来不堪承载之重”（方梦之，2023：87）。学科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我们加强对基本问题的持续关注，对自身基础理论的锤炼和争鸣，对前提性论述的批判和反思。近年来，我国翻译学者对翻译的国家性的探索是推动翻译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一个值得学习的案例。本文拟基于对翻译学问题域发展线索的梳理，辨析翻译的国家性这一概念建立的事实基础和创新价值，提出深化翻译的国家性研究的角度与路径。

增添向度：翻译学知识拓展进路之一

学科是知识体系、规训体系和组织体系相结合的产物（张军、方子帆、何伟军，2015：1），其中，知识体系通常由基本事实、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等知识元素构成（谢桂华，2011：58）。翻译学知识体系即由有关翻译的知识元素构成，元素之间有聚类、关联和组合，形成了知识的点、面、层级、维度、范畴、类别等，是人们对翻译的整体性认识。

翻译学知识体系需要不断建设，需要我们对学科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目前，翻译学研究中存在诸多不足：有不少新研究项目，却少新研究领域；有新文本材料，却少新研究对象；有新课题，却少新成果；有新工具新方法，却少新的研究范式；有新理论，却少新理念；有新话语，却少新思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翻译知识发展的思想前提，从翻译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加强学科内深化和学科间融合，做出开拓性的发现，提升理论品质，扩大知识增量，以促进翻译知识的生产、创新、拓展和升质，实现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的重构。其中，知识生产主要指增加知识赋存种类和数量，使知识得到更有效的储存、传播、分类管理和组织转化；知识创新表现为取得新发现、新认识，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新表述；知识拓展指扩大知识结构，使知识按谱系和方向得到发展和延伸；知识升质指提高知识可接受度、影响力、简洁性、清晰性、可传播性、生命力等。需要指出的是，知识的生产、创新、拓展和升质互相关联、互相促进，但各有侧重。知识创新和知识拓展常被视为一体，知识拓展中必然包含知识创新，知识创新也必然会带来知识体量和结构的拓展，但知识创新并不完全等于知识拓展，知识创新可能来自于从无到有的新创造，也可能来自于已有知识的重组，而知识拓展则可能来自于知识的空间转移和跨域移植，也可能来自于知识标量的累积和矢量的变化。

概言之，知识拓展是知识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主要体现为知识在容量和结构方面的增加、适用阈限的扩大。翻译学知识拓展主要通过丰富维度、增加向度带来新的可能性，揭示以往未发现的问题，促进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追寻基本问题：我国翻译学知识

拓展之历程

“问题，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哲学社会科学中都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推动力量，正是对各种翻译问题的追寻推动着译学理论的发展。”（蓝红军， 2018：1）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翻译活动的发展与翻译形态的丰富，翻译研究的问题域也不断得到拓展，翻译知识图景清晰，学科知识体系才逐渐成形和完善。问题域的发展并不是对以往所获得知识的全盘否定与摒弃，而是对以往相关讨论的延续与发展。

在我国翻译史的各个历史阶段，研究问题域均有拓新之处。古代佛经翻译时期，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译”和“何为译”。译经家围绕着传真经、求正解进行了大量“如何译”的讨论。译者应具备何种条件、克服何种困难等，都是由“如何译”这一基本问题延伸而来。同时人们也对“何为译”进行了思考，唐朝贾公彦的“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罗新璋、陈应年，2009：1）即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还有“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ibid.：94）等。明末清初科技翻译时期，对于外来传教士译者而言，“译什么”“如何译”既能完成宗教使命又能满足受众需求，这是最需要关心的问题，而与之合作的中国本土译者更关心的是“译何为”（即翻译究竟有什么作用，我们要为何而译），如徐光启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陈福康，2011：44）、王徵的译以“资耳目”“资手足”“资心”（ibid.：51）等。清末民初西学翻译时期，有识之士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译什么”以救国图存，采用什么语言形式表达可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这些是最为重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翻译学界对上述基本问题均有讨论，同时又有了新的责任——建设翻译学科，如何建设译学就成了中国翻译研究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实践中的基本问题得以继续讨论，又新增了如何开展翻译研究、如何创新理论、如何发挥翻译的时代之用等问题。

可以看出，我国翻译研究经历了从回答翻译实践的方法问题、指导翻译的原则问题、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问题，到思考有关翻译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到探究翻译有何功用、选择什么文本进行翻译以满足现实需要的问题，再到思考如何研究翻译、如何稳定而高效获得翻译新认识的问题，以及如何建设翻译学、发展翻译学等问题。随着翻译研究的发展，问题的类别也越来越丰富，学者们对翻译基本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由此生产出了越来越丰富的翻译知识，翻译知识得以走上体系化发展的道路。

何为译：我国翻译知识拓展的

基本问题之一

“何为译”是古今中外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所取得的认识构成了翻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翻译历史悠久，历经变化，其复杂性和动态变化性决定了我们对其本质的认识永远无法达到终极。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定义，但也取得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翻译是活动，是现象，是行为，这是人们对“何为译”的基本回答，是译学界的共识，人们也基于此建立了诸多有关翻译本质的系统性理论观点（详见表1）。

表 1 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

首先，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人们借助翻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张柏然（1998：46）指出，翻译的本体论研究所要把握的就是“翻译作为活动的存在”。作为活动而存在的翻译，是一个十分广泛的论域。人们已从多种角度来认识翻译这种活动，将之界定为语言符号转换活动、跨文化交际活动、信息传播活动、语言服务活动。雅各布森（Jakobson，2012）的翻译三分法就是从语言符号转换角度来认识翻译的类别的，它揭示的是翻译的语言性、符号性和转换性。基于对翻译的语言性的认识，学者们建构出各种语言学翻译理论，形成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从翻译的符号性这一属性出发，学者们建构了翻译符号学，认为翻译是符号主体针对原文本信息采用另一种符号系统解构文本信息，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王铭玉，2016：2）。而对于翻译的转换性，古今中外都早有认识，如前面所提及的“译即易”就是一例。翻译的转换性关涉“谁来转换（翻译主体）、转换什么（翻译对象）、如何转换（翻译方法/策略/单位/工具/方式）以及转换效果（翻译批评）等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冯全功，2022：11）。近来学界对此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英国学者布鲁姆津斯基（Blumczynski，2016）赋予了翻译以新的内涵界定，认为“翻译”包括“实物的转换/转移”（corporeal transfer），并基于此提出了“翻译性”（translationality）的概念，以期从新的角度看待翻译活动——翻译是跨物理、跨社会和跨文化领域的复杂意义形成过程。

其次，翻译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人类有语言差异，就有翻译。翻译作为事实性的现象表现出文化性、历史性、地理性等基本特征。有关翻译的文化性，学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自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许多翻译学者着力探讨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关注翻译中的文化要素、文化语境、文化差异、文化负载、文化观念、文化地位、文化心理、文化建构、文化阐释、文化缺省以及文化补偿等。许钧（2009：38）从翻译的功能、翻译的全过程和翻译的实际操作三个方面论证了翻译的文化性，呼吁我们在关注翻译的跨文化特性的同时，也应关注跨文化活动的翻译特性。关于翻译的历史性，学界从“翻译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翻译”两个方面加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学者们发掘和梳理了“有谁在译” “译了什么” “采用了哪些翻译方法” “译作接受情况”等诸多译史研究，揭示了“翻译何以发展至此”，夯实了学科的历史基础。学界也致力于从历史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形态和功能，揭示翻译在文化融合、观念流变、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翻译的地理性，译学界也认识到了翻译现象的形成、移动和分布有其时空变化特征，开始借鉴地理学方法，探究原文地理现象或地理空间的跨语言、跨文化再现与重构，探究翻译现象的形成、分布与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翻译地理学的研究设想和概念体系。

最后，翻译是一种人的主体性行为，人们进行翻译时带着目的性，能发挥能动性，也具有受动性。从事翻译工作的主体有个体和群体之分，个体是群体的构成要素，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和群体一起组成了社会、民族、国家等。个体译者具有主体性，社会、民族、国家等也都具有主体性。关注不同翻译主体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建基于对翻译的个体性、社会性、国家性等的基本认识。考察翻译行为，必然会落实到具体层次和类别的翻译主体之上。从古至今，学者们围绕个体译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相关讨论聚焦于译者的素质、能力、知识、理性、前见、立场、动机、观念、思维、认知、心理状态、情感意志、精力分配等，产生了“十条八备说”、译者能力模型、认知图式理论、最佳关联理论、译员精力分配模式、译员工作焦虑等理论。针对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翻译的社会性范畴之下的伦理性、规范性、目的性、服务性、公共性等，生发出了目的论、译者行为批评、翻译规范论、翻译系统论、社会学翻译等理论。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维度的研究包括对译者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行为的考察。

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

对何为译的新理解

翻译的本质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性存在，而是一种由多种属性特征构成的复杂性存在。”（蓝红军， 2015：25）当我们将翻译视为一种行为时，我们通常聚焦于作为个体行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却忽视了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即翻译的国家性，这不利于全面揭示人类翻译实践的基本特征。

在翻译作为个体行为、社会行为之外，我国学者提出翻译“可上升为国家行为”，可以从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认识翻译，“国家层面的翻译行为是一种国家行为（state act），即国家机关（包括政府）以国家名义运用国家主权所实施的行为”（任东升、高玉霞，2015：93）。也就是说，翻译行为的实施者可以是个人、组织或机构，也可以是社会、民族或国家。现今，对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的基本认知包括：翻译可以是一种国家行为，国家可作为行为主体实施翻译，国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时是名义主体或法律主体（蓝红军，2020：114）。对于翻译作为国家行为这一层面的揭示，标志着“翻译的国家性”的登场。

作为当代中国原创的翻译理论话语，“国家翻译实践”建立了将国家作为主体开展翻译实践活动的明确认识，表征了一种古今中外普遍存在而未得到合理辨识的翻译现象（ibid.），在认识论上深化了学界对翻译类型、翻译主体、翻译现象的概念认知（任东升，2023：52）。具体而言，在机构翻译研究的基础之上，任东升和高玉霞（2015：92）按实践流程的社会复杂程度将翻译实践分为三类：市场-劳务型翻译、机构-任务型翻译、国家-使命型翻译。这一划分引发了人们对翻译实践的民族性和国家性的关注（蓝红军，2020：113），深化了人们对于翻译事业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认识，为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回答“何为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国家层面的翻译行为属于国家研究，而对国家现象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事实展开科学分析，“国家”含义的确定是研究的基础。虽然“国家”一词是政治学常用概念，但“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混乱的问题”（列宁，1972：41）。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与疆域内市场、社会和国际体系中他国相互作用的复合关系中生存、发展的政治实体”（王仲伟、胡伟，2014：18）；一些政治思想家所进行的概念界定也各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是社会的粘合因素”“国家是一种制度集合体”（转引自钟明华、洪志雄，2019：49），而韦伯（2004：197）则认为，“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可见，不同界定的关注点有所不同，这一不同在“国家”这一概念的译名上亦可窥见一斑。任东升（2023：54）认为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是“国家翻译实践”概念最适切的译文，任文和李娟娟（2021：191）将“国家翻译能力”与national translation capacity对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翻译能力研究中心网站将“国家翻译能力”译为country-spe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pacity。三者在对“国家”一词的处理上各有不同，而不同的翻译选词也反映出不同的研究旨趣。state一词强调政治性，由人口、领土、政府、主权四个要素构成；nation具有明显的对内性，且主要指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而country强调地理性，是地域意义上的国家。可见，现有的研究已经对国家性的三个方面给予了观照。

综上可知，“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能力”等概念的提出正是对于国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的观照，是对“何为译”的认知升华，是全面揭示翻译实践规律性特征的必要条件，也是拓展翻译知识的新向度。

翻译的国家性：翻译学知识体系

拓展的新向度

如前所述，虽然国家翻译能力中的国家（national）与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国家（state）译文不同，但这两者的概念基础都是翻译的国家性。从学术演变史来看，国家研究既有曲折沉寂也有发展超越。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国家中心理论范式的兴起，“国家”才被“找回来”，再次成为政治理论的中心范畴。内特尔（Nettl，1968）明确提出具有鲜明国家中心论色彩的概念范畴“国家性”（stateness），其对国家性的分析“构成了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构建等一系列理论范畴的知识基础”（曹胜，2017：66）。也有学者将国家性理解为国家行使其基本职能的能力（Ilyin et al.，2012）。任文和李娟娟（2021）认为，国家翻译能力属国家语言能力，而语言学界公认后者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赵世举，2015；段丹洁，2019）。可以说，国家性是国家能力研究的概念基础，对此开展理论探索自然不可能脱离国家性这一概念基础。在翻译领域，国家性的具体参数是“翻译”，即“翻译的国家性”。

类似地，翻译的国家性也是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逻辑起点（蓝红军，2022）。任东升和高玉霞（2023：78）指出，翻译的国家性是指“翻译如何受制于国家并作用于国家”，翻译的国家性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维度：翻译主体的国家性、翻译生产过程的国家性、翻译产品的国家性、翻译功能的国家性、翻译价值的国家性。进而言之，国家的翻译性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国家需要借助翻译提升对内治理水平，对外需要依靠翻译参与区域或全球治理，总之，国家建设需要国家翻译在场。

在翻译的国家性视域下，有必要区分“国家翻译能力”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国家翻译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定实施翻译相关政策规划、开展翻译实践并提升翻译产品传播效果、利用开发相关资源进一步发展翻译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任文、李娟娟，2021：5），而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是指国家赋权的主体从事国家翻译行为所具有的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最直接的体现……可从行业翻译能力、机构翻译能力、应急翻译能力等方面得以体现”（ibid.：10）。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不能互相否定。国家翻译实践能力是国家翻译能力的四个子能力之一，对国家整体翻译能力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而对国家翻译实践能力的考量也十分必要，国家作为翻译行为主体是抽象的，必然赋权于或委托具有相应行为能力的机构或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翻译实践能力等同于单纯的译者能力，或者是由市场为主导的机构翻译能力。目前，对国家翻译实践能力的研究还较为滞后，对国家翻译实践能力进行评测将是一个亟待开发的领域。

国家性（stateness）是政治学概念，政治学将人类社会的存在事实区分为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两个部分，将国家性概括为国家区别于社会的特征，是“其具有社会公认的行使社会强制力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特定政治价值”（曹胜，2017：65），具体表现为：其一，国家是掌握着这个社会的“最终强制力”的组织机构。这种“强制性”具有社会强制力的终极性。其二，国家是一个特定区域内的唯一合法存在的社会强制力。国家对某一地域内强制力具有独特的“垄断性”。其三，国家所具有的这种垄断性和强制性具有社会政治合法性，是国家统治下的民众所认同的（ibid.）。这意味着，只要有国家这一事实存在，国家就具有掌握社会的最终强制力，所有社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的强制力；只要承认翻译是一项社会活动，就不得不承认它处于国家强制掌控之下，即翻译具有受控于国家强制力的属性。因此，对于翻译，除了可以纳入社会维度加以分析，也可以（应该）纳入国家的概念框架下加以认识。

综上所述，翻译的国家性这一概念建立的事实基础主要有二：一是国家是翻译活动的终极掌控机构，国家掌控翻译为自身服务；二是翻译作为社会活动，不仅处于国家掌控之中，还在国家各方面建设中发挥作用。鉴于此，翻译的国家性可概括为翻译所具有的受制于并服务于国家的特定价值属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翻译活动都具有国家性，国家性只是翻译的一般属性，并非翻译的本质属性。翻译的国家性概念的提出与夯实，为多视角、多层面、多领域分析“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提供了理论前提，后者则为翻译学知识拓展提供了学理依据，由此也观照出“国家翻译实践”学说的学科史价值——在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建设中指出了一个知识拓展的新向度，为重建中国翻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思路）。需要指出的是，找到知识拓展的新向度并不意味着知识拓展的实现，要实现知识拓展还要基于对“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的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目前，围绕“国家翻译”展开的研究形成了两大论域，即国家翻译实践和国家翻译能力。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稳步前行，2012年以来发表的主题文章有400多篇，涵盖理论性研究、历史性研究、学科化建设研究等议题；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发展迅速，2020年以来发表的主题文章有20多篇，在对国家翻译能力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不断细分能力、深化研究。这两大论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于国家翻译实践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构建好研究本体、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翻译实践研究的逻辑起点，对国家翻译现象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描写、分析和解释，致力于发现和解决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蓝红军，2022：61）。而对国家翻译能力研究则需要“建立创新多元的认识框架，研制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蓝红军，2021：20）。

翻译的个体性、社会性、国家性三个维度互为关联。对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开展研究，必须将其置于与个人、民族、社会之关系框架之下展开具体分析，“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就是国家对社会渗透、汲取、控制、协商、濡化等各种能力提升的历史过程”（曹胜，2017：66）。在未来，翻译的国家性研究可从关系论的角度加以拓展：（1）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与作为个人行为的翻译、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之间的关系；（2）国家翻译行为与其他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事实形态）；（3）国家翻译行为与非国家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事实形态）；（4）国家翻译行为主体与个体译者、社会翻译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5）国家翻译行为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6）国家翻译行为与国际秩序；（7）国家翻译行为主体发展与能力测评；（8）国家翻译实践批评与质量评估。

结语

通过对翻译学问题域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开始思考翻译的功用、本质，以及如何建设译学、如何进行翻译研究等问题，生产出了较为丰富的翻译知识。其中，“何为译”是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翻译学知识拓展的基本维度之一，在不同的翻译观（对象观）指导下，研究者会有不同的问题域与方法论，进而生产出不同的翻译知识。作为国家行为的翻译丰富了我们关于翻译主体的认知，翻译的国家性概念的提出为翻译学知识拓展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在未来，针对翻译的国家性的研究可从关系论的角度加以拓展，以网络形态呈现知识结构，为翻译学发展探索新的超学科知识生产范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发生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3BYY119）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系在笔者同名讲座发言稿基础上整理和修改而成，感谢硕士生陈红梅根据笔者讲座PPT和发言录音进行的文字整理工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Blumczynski, P.Ubiquitous Translation[M].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6.

[2]Ilyin, M., T. Khavenson, E. Meleshkina, D.Stukal & E. Zharikova. Factors of post-socialiststateness[J].Basic Research Program WorkingPapers Series: Political Science, 2012(3): 1-44.

[3]Jakobson, 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translation[A]. In L. Venuti (ed).The TranslationStudies Reader (3rd ed.)[C].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1959: 126-131.

[4] Nettl, J. P.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J].World Politics, 1968(4): 559-592．

[5]曹胜.从“国家”到“国家性”:语境与论域[J].中国行政管理, 2017(3): 61-67.

作者简介

蓝红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阐释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译学理论批评、翻译思想史。

文献来源：原载《中国外语》2024年第2期，第4-15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