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这逝去的100年里，无数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有好的制度、人民有好的生活、社会有好的文明，或拿起武器，抛头颅洒热血，或以笔为枪批判黑暗愚昧，开启民智。回顾这一百年，我们会发现，最先“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语）的是知识分子，最先觉醒的是知识分子，最先进行抗争的也是知识分子，最终引领民众前进的也还是这些知识分子。

邓晓芒先生的新书《批判与启蒙》收录了他对儒家文化、“五四”运动、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研究分析的一些文章。由于本书是一本“文集”，而非“专著”，有的内容会有重复。而此书的意图，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批判启蒙来再次启蒙。

这种启蒙首先针对的还是知识分子，因为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引导着舆论表达的方式。（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还是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学者）虽然历次的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当下的学术生态，将知识分析圈禁在象牙塔里，进行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所谓学术研究；有的甚至退化成传声筒和大喇叭，为谋求利益，而自觉自愿放弃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更有甚者，学术能力低下，思想极端、言行粗鄙、刻意追求恶俗，热衷哗众取宠，反而名声不减。

启蒙主要依赖知识分子去推动，对启蒙的批判，必然指向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在邓晓芒的书中，虽然没有明确以“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为标题的文章，但只要翻开书，触目大都向启蒙知识分子。

在邓晓芒看来，他们固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文化环境与自身学识和思想的缺陷，导致了两次启蒙“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第122页）

邓晓芒认为眼下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启蒙”，网络时代，交流便捷，资讯发达，但人与人之间在思想认识上的壁垒反而愈加坚实，舆论的撕裂没有因之弥合，沟壑反而更加深广。这其中既有各种媒体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当成佳肴，进行美化与传播，比如历史剧中对君王暴虐的美化，宫廷剧中的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宣扬，生活中对愚忠愚孝的推崇，等等。之所有形成现在的现象，落后的制度与未开化的民智固然是重要原因，也与知识分子本身放弃启蒙的职责有很大的关系。

在当下的狭窄的语境中，仍然高高扛起“启蒙”的旗帜，并且以康德的哲学作为理论起点，以中国的现代当代的历史事件的反思作为对象，通过“批判”来进行再“启蒙”的邓晓芒，实属知识分子中的凤毛麟角。

通过对整本书的梳理，将书中展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时存在的困境整理出如下几点：

1、攀附、依附政治权力，缺乏独立人格。

在邓晓芒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从来没有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自古以来，中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崇拜与追逐，让思想和知识成为政治的附庸。先秦的百家争鸣不过是“百家争宠”，争相把自己的理论学说贩卖给帝王家。这种“争宠心态正是广义儒家精神在各家各派中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这样一种一心向往权力的文化心理作为一种潜意识，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是理工科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第28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外儒内法”，儒成为“术”，儒家和法家分宠。有的学派在争宠过程中受到冷落，被另外得宠的势力盖过了风头；有的则是根本不去要宠，自甘边缘化。就连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到后来也变成“终南捷径”的方式，以成为帝王贵胄的座上客为荣。刘小枫的“国父论”所暴露出的，正是他以及像他一样的缺乏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自己站不起来，必须要找到依附才行。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身份有明确的独立意识，与世俗权力更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心，只有自觉与权力保持距离，捍卫自身的独立人格，才能保持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精神。最重要的启蒙永远先是针对自己的，只有自己正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局限性，保持冷静和审慎，才能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推动民智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

2、伪善、自欺，缺乏反思意识，没有忏悔精神。

早在2005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三论》（《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中，邓晓芒就以比较文学的视野，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文本中人物的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人“伪善”的典型人格特征：缺乏对自我的反思，只要认为自己本心是好的，问心无愧，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或者在做不道德的行为时带上道德的面具；没有忏悔精神，国人不愿真正解剖自己的内心，更不能正视其中的好与坏、黑与白，似乎一旦忏悔就意味着本心不纯，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忏悔，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伟大。从而也就形成了伪善、自欺的人格特征。就连那些冲进校园砍杀孩子的暴徒，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很多理由，来说明自己行为是没有选择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欺，人即使深陷绝境，仍然可以坦诚面对自我，不去作恶。

人之为人，就在于其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体现在始终处在选择中，既可以选择为善，也可以选择为恶。好心可以办坏事，坏心也可能办好事。人始终处在这样的选择之中，必须对自己的自由意志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没有一劳永逸的内心功夫，也没有可以把握和依赖的外在标准，可以让人始终保持善。没有自我反思和忏悔精神，对人伪善，于己自欺。

3、焦虑、浮躁。急于将自己的思想理论付诸实践，得到推崇或重视。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存在救世情怀，在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救世的特殊位置上，考虑如何救中国，把民众视为有待于拯救的对象。在书的封底上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当代思想和学术的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而在于中国学人的思想本身过于狭窄，就是说，这种思想本质上还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只是传统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由于缺乏对人的有感于自己的单薄、无力，因而彷徨、焦躁、困惑，热衷于四处找同志；只有投身于群众运动才能得解脱。深感自己是无根之木、无皮之毛，微不足道。

启蒙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漫长的长期的过程。邓晓芒说，“启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它永远不能设定一个目标、一条教义，并以此对全体人民进行永恒的监护。”康德也强调，启蒙的自由精神是有节制的，它并不是破坏社会秩序；自由精神不是过激的，而是渐进的，是一个长期的逐步走出来的过程；但最终能够对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4、妥协、退让，没有底线意识，缺乏宽容精神。

很多人认为，“五四”启蒙之所以半途而废，是因为救亡的需求“压倒”了启蒙（李泽厚语）。但救亡与启蒙所着力的方向是不同的，救亡主要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将民族从“亡国灭种”的边缘拯救过来。而启蒙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第124页），强调人要勇敢、自觉地用自己的理性来思考和行动。

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为了“救亡”的目的，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第128页）因为民智并没有觉醒，而是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中，走向盲目崇拜甚至愚昧崇拜的不归路，让群众陷入幼稚就是美、盲从就是力量、愚蠢就是“觉悟高”的幻觉中。甚至知识分子自己也匍匐在所谓的“领袖”“救星”脚下，放弃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和“自由”。他们可以为了所谓宏大的目的，而不断妥协、退让，以使自己的理论主张能够被采纳。

根据康德的表述，启蒙与个体自由的关系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公开运用理性进行活动，个体通过进入这样的活动获得启蒙。这种活动主要是知识分子从职业和专业的岗位抽身面向所有人进行“普遍性”的对话交流。一切科学技术或专业，作为人类生活的手段，都无权僭越人道主义，也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充分尊重。（尤西林《“知识分子”：专业与超专业矛盾及其改善之道》）

由于缺乏对个人尊严的充分尊重意识，在这样的知识分子眼里，人不过是实现某个目的的工具，只要目的可以实现，手段本身是可以灵活变通的。

为了更快地实现目的，他们以过激的言论刺激大众的神经，极力造成某种轰动效应，对异于自己的理论主张，缺乏宽容平和的心态，而是大加挞伐，将其踩在脚下。以为真理在握，便睥睨众人，高高在上，而不是理性和宽容的对话。

放眼全球，启蒙有赖于不同思想通过理性的言说进行交锋，从而形成共识。可以说，没有宽容精神，就没有真正思想的交流，也就没有形成共识的可能。只能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的状态，让民众在一次次舆论的狂欢中，距离启蒙越来越远。

邓晓芒对启蒙精英们的批判是釜底抽薪的“诛心之论”。在他看来，他们的启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方式上，都不足取。中国人的思维惯性有对权威和精英的崇拜，这与自由意志和启蒙思想相违背。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我的启蒙，就没有民众的觉醒。文化精英站得越高，声音越大，光亮越明，跟随着他们身后、甚至匍匐在他们身下的人越多，阴影也就越大。“任何一种文化都只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点上，努力吸收异种文化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第14页）在邓晓芒看来，没有个体的觉醒，没有平等的对话，没有温和理性包容的精神，就永远没有真正的启蒙。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表述方式。从现实来看，民众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无知麻木的，他们需要文化精英和启蒙者照亮，尽管他们依然在这些精英思想的阴影之下，但他们至少看到了光，并且在走向自由。人类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正如房龙《宽容》序中所描述的那样，需要有一个人带领众人走出愚昧的山谷。否则，民众自己是走不出去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光，不知道光明自由的美好。但在民众没有看到之前，他要先看到；在民众走之前，他要先走。

在我看来，在任何权威面前保持个体的独立姿态，在任何洪大的声音面前保持审慎和批判，用理性而深邃，宽容而晓畅的方式思考和表达。

对民族而言，启蒙没有终点，对于个人而言，启蒙同样没有终点。人在不断走向更好的自己，思想和精神也不断从阴影中走出——这是一个艰难但美好的过程。因为人终归要不断走向更好的自我，只有要不断告别蒙昧的枷锁，才能走向自由。

自由是在不断行走中展现出来的，一点停下，即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