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指出“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纵观全球发展历史，诚如基辛格所言，世界每隔百年便有一个或几个新的大国崛起，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权威，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

大国崛起周期是100年

从历史上看，每100-120年的时间，会有一个或几个新的大国崛起，并且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大国崛起与科技革命呈正相关。

18世纪60年代，英国逐渐崛起。在崛起的前100年，开始挑战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荷兰、西班牙等海上霸主，17世纪-18世纪英荷相继爆发四次战争，最终于1780-1784年第四次战争中彻底击败荷兰，英国正式走上霸主之路，并开始在欧洲范围内宣扬“均势观念”，主宰19世纪欧洲外交。

19世纪70年代，德国和美国崛起。新崛起的大国直接或间接的挑战了英国权威，英美德三国之间较量此起彼伏。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在欧洲范围内挑战英国霸主，欧洲外交成为政治权利斗争。美国在美洲范围内挑战英国，相继爆发战争。英美德三国在竞争中主导了后续100年的世界格局。并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20世界50 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两级力量，然伴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正式确立，世界格局再次改变。美国思想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自诩为“民主和平论”和“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零和博弈、“指点江山”，世界开始进入美国主导时期。

时至今日，美国主导下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秩序维持将近70年，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生，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发挥作用。全球政治动荡，世界秩序变乱交织。世界主要战略力量纷纷重新厘清自身定位、资源条件、内外战略，力求更好地因应变局、维护利益、确保安全，在日益显现的多极格局中抢占比较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就使得大国的战略取向和政策推进普遍呈现强调自主、推陈出新、强势进取的特点，大国关系的合作面明显下降、竞争面明显上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毁约”、“退群”，英国脱欧几经婉转、中东战事此起彼伏、印巴新火点燃、伊朗局势一触即发，国际规则即将重塑。面对全球政治风云四起，我国从全人类发展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期望能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走向人类共同的繁荣和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共鸣，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很可能于本世纪40-50年代形成。

科技是大国崛起的内在动力

第一次科技革命：英国崛起（18世纪60年代）。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财富帝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和贸易交往，大量的白银流入，奴隶被驱役成廉价劳动力，国家财富积累几近巅峰。然而，这些靠殖民掠夺起家的国家在纸醉金迷的短暂繁华之后，一夜之间轰然衰落。其原因在于：常年热衷于殖民贸易，导致了本土产业的空心化，曾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手工业、养殖业、冶炼业百废不兴，最终一蹶不振，颓势难掩。大量的商人醉心于挣快钱和不劳而获，却忽视了发展的实质科技这一源动力。最后，当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隆隆响动的时候，这些昔日的大国惨痛地沦为历史的配角。英国在从事对外贸易上非常理性，尤其注重资本投入在科技和贸易上的分配权衡。经历了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之后，英国步履坚实地进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搭载着瓦特牌蒸汽机，英国国内催生了纺纱织布、煤炭开采、钢铁冶炼、铁路运输、船舰建造等现代工业，让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号称“世界工厂”，称霸世界达半个世纪之久。因为科技，英国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国际格局。

第二次科技革命：德国、美国、日本相继崛起（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首先在德国爆发，并推动德国迅速崛起。电动机、内燃机、大功率直流发电机、汽车、合成染料、合成氨等科技在德国诞生，为德国带来了赶超强国的强大动力。紧随而来的是美国，它以极大的热情拥抱电气革命的到来，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以更大规模和更有组织的方式广泛开展，研究创新成果较快得到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首位，跻身强国行列。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结合本国特点改进，迅速建立起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和电子、化学、汽车等新兴产业集群。正是因为日本注重制造业研发，在汽车制造、精密加工、新型材料、消费电子、精密仪器、数控机床等科技为主导的工业体系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使得日本1968年经济总量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二。

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强国（20世纪50年代）。量化历史学家有一句名言：“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工业革命”，这个说法在美国的身上表现的最鲜明有力。美国之所以至今仍然是世界强国，就是因为它仍然在科技创新上领跑全球。20世纪的四大发明——激光、原子能、半导体、计算机全部诞生在美国，而这些技术成果，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化革命的基础。硅谷，历来是全球最创新的所在，硅谷也是靠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起家的。1939年，在半导体技术的积累下，惠普公司成立；1968年，英特尔微处理器诞生；1976年，苹果个人电脑问世；1990年，思科联网路由器让全球互联成为现实。在激光、光纤、计算机等硬科技要素打好信息化时代的基石上，谷歌互联网搜索、Facebook互联网社交才相继登上历史舞台。科技创新的硅谷也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财富，助推美国稳居世界第一强国。

综上，在人类进入科技革命以来，科技成为当今世界格局塑造的第一因素。经济强国的崛起及地位持久的保持，主要依靠科技，且每100-120年的时间，全球格局将会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进行重新调整。自美苏争霸以美国胜利结束，形成一超多强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在美国极力构建自己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背景下，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大国积极谋求自身在全球范围的有效角色。同时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群体性崛起，正谋求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世界格局面貌正在改变，且成为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而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各国谋求新世界格局有利地位的重要砝码，世界各国纷纷加注科技创新，期望能够在新的世界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从内外部因素来看，

中国具备大国崛起的现实条件

中国基于多方面优势，有望于21世纪50年代实现大国崛起。

中国崛起的国际基础。中国历来积极推行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局面，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已经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中国国际地位和形象大幅提升，夯实了中国崛起的国际基础。

中国崛起的政治基础。国民上下齐心，上下同欲。自进入新中国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空前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了“人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践行党的决策”，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良好局面。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显著提高。并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下众志成城，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使命之中。放眼世界，我国国内的政治环境首屈一指，为中国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内部政治基础。

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跃居世界第二。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90.03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15.9%，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30%，奠定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

中国崛起的科技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我国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稳居世界前列，涌现出一批诸如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等世界领先物质技术，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国家重大需求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突破，超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采用国产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获得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等重要成果，北斗导航进入组网新时代，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党和国家乃至全体人民将科技创新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变革，快速响应，着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我国强大的创新潜力和动力，致力于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发展，助力我国向世界科技强国迈进。

神舟载人航天飞船

“神威•太湖之光”

天宫一号

正负电子对撞机

总之，我国目前处在大国100年崛起，而科技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各国深刻认识到这一历史机遇和挑战，纷纷争抢发展权。以科技战为代表的全球发展权的争夺已经爆发，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创新驱动尤其是自主创新成为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