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更多资金，行业内有一定的普遍共识。然而，研究显示，虽然近年来生物多样性相关投融资不断增加，约占全球GDP的0.19–0.25% 左右，但生物多样性资金依旧存在较大的缺口(Seidl et al., 2020)。根据《为自然融资：填补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报告估计，全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每年约为7000亿美元左右，且现有的资金投入中大部分资金来自政府，私人资本的投资相对较少(Deutz et al., 2020)。可以看出，识别到资金缺口并不意味着金融系统就能动员资金去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金融领域针对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和投资机遇两个方面。

1.风险

一方面，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风险逐步得到关注。众所周知，许多经济活动直接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林业、渔业、制药业、旅游业等等都与自然息息相关。全球每年约有44万亿美元产值中度或重度依赖于自然及其服务供给，这个数字超过全球GDP的一半以上(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聚焦到金融系统，央行和金融监管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国际可持续金融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INSPIRE）联合研究组发布报告表示，生物多样性丧失将威胁金融稳定，需要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须采取积极行动。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传导机制（见图1），简单而言，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带来的直接的物理风险（如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风险）和应对生物多样性转型风险带来的转型风险（如监管和政策制定者调整政策或消费者行为改变带来的风险）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从而传导至为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融资、保险等）的金融机构，当生物多样性损失上升到一定程度，将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图1 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传导机制 (NGFS-INSPIRE, 2022)

当前，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对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影响金融稳定性的问题了解甚少或者较少关心，但越来越多的金融从业者和企业负责人听说过“TNFD”的一些工作。2023年9月，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NFD）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管理和披露框架（TNFD框架）经过多轮测试反馈最终发布（见图2）。应用TNFD 框架的核心意义在于帮助企业和金融机构认识自身对于自然的依赖和影响，识别潜在的风险和机遇，以期帮助机构进行战略和操作上的调整。TNFD框架的应用可作为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自己和生物多样性关系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报告本身是一种展现形式而并非终极目的，披露过程中了解机构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才是关键。TNFD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企业对于这个话题的关注，尤其是对于自身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认知。

图2 自然、商业和社会关系 (TNFD, 2023)

2.投资机遇

另一方面，随着绿色金融、ESG、气候金融等概念逐渐在金融领域主流化的同时，也有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看好生物多样性发展的潜在投资机遇。针对不同的生物多样性政策和创新性融资工具的讨论都方兴未艾，关于生物多样性投融资，尤其是引入私人资本参与保护，是共识与争议并存。

近年来，国际国内对生物多样性的融资工具和机制的探索不断增加，尤其是在COP15之后，国内对生物多样性金融的讨论热度明显增加。在机制和工具的创新方面，诸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生物多样性友好的补贴、生物多样性税费征收 、生物多样性认证、众筹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债务自然互换和生态产品实现机制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一些研究试图对现有的市场化工具进行分类(Pirard, 2012)，也有探讨市场化工具的实际效果和发展情况(Waldron et al., 2017; Dempsey & Suarez, 2016)、以及潜在风险的观点讨论(Kay, 2018; Van Der Hoff & Zwieten, 2022)，见图3。

图3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相关市场化工具分类 (Pirard, 2012)

总体而言，国际国内有关机构对于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取得了广泛共识，且存在探索生物多样性投资机遇的普遍兴趣，尤其公共部门在大力地倡导相关实践和探索。然而，市场对于生物多样性融资工具的应用还相对有限，主流的市场化金融机构并没有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有很大的投入，所谓的”市场化”机制目前在实际运行中还是普遍依赖政府公共支出、国际政府间组织赠款和非盈利性的资金。如何设计政策和市场机制，充分调动广泛资金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规避道德风险，将“潜在机遇”转化为“实际投资”是当下需要探索的难点问题，而当前正是各方协力的一个的契机。

02调动私人资本投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究竟难在哪里？

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的一个明显的矛盾在于“如果生物多样性被视为社会公共产品，那么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就理所应当由公共部门提供资金”，但公共部门的资金又不足以满足投入的需求(Karolyi & Tobin‐de La Puente, 2023)。在投资实践中，生物多样性的考量也难以被纳入当前的投资决策中，这一点在与金融从业者们的讨论和近年发表的文章中都能有所作证。

首先，生物多样的复杂性和地区特点使得衡量标准设置本身就具有很大困难。其次，这些衡量标准如何能够转为被金融从业者在实操中应用的指标同样面临挑战。再次，生物多样性多样性造成的损失是不均匀和非线性的，而效益是有限的，对于单个金融机构而言，很难有动机和积极性去开展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益投资。也有学者尝试用金融投资决策的理论去解释这个现象(Nedopil, 2023)：由于生物多样性依托的土地通常存在产权相关的问题，负面的外部性带来的成本很难被内生化（当然，这并非没有共同解决的途径）；正面的外部性却通常难以货币化形成利润，且难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商业活动对于生物多样性实际的影响以及金融风险的完整信息又难以获取和衡量。这些都使得破坏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成本过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项目缺乏吸引力。

当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资金缺口、政策和工具创新、生物多样性治理、批判思考等不同角度关注这个领域，并呼吁增加金融领域的相关研究(Cosma et al., 2023; Anyango-van Zwieten, 2021; Karolyi & Tobin‐de La Puente, 2023)。

03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的相关工作

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我和团队的同事们关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金融工具创新、国家层面进展研究、教育和学术交流四个方面（见图4）。

图4 IIGF当前生物多样性金融研究方向

信息披露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的指导下，我们和山水、江苏银行共同完成《企业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研究》。2023年5月，在绿金委和伦敦金融成组织的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期间的TNFD研讨会上，我也分享了这个研究成果。我们还在积极推动合作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伙伴开展生物多样性信息披露的创新性实践。

金融工具创新方面，我们重点研究绿色供应链金融创新和债务自然互换，与国际和国内的伙伴们共同探索绿色供应链金融创新支持减少毁林风险的实践，以及探索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开展债务自然互换、债务发展互换的可行性研究。

国别层面的研究方面，2023年我们首次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报告》的蓝皮书中纳入生物多样性金融专题报告，系统地梳理国际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进展。同时，我们也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生物多样性金融试点项目，与WWF和SEE分别开展中国的可持续渔业金融和蓝色金融的研究。

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我们首次将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内容纳入MBA班的可持续金融系列课程中，并正在与爱丁堡大学共同开发自然相关的金融风险的课程。2023年11月，我们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联合举办生物多样性金融的主题研讨会，这个话题正成为我们与国际上其他高校探讨的关键议题。